只有解决了底层最关注的基本问题，才有可能让他们一步步“提高觉悟”，将自己的思维和行为自觉地转移到组织要求的“大方向”上来。而我们现实的作法，却往往犯了如上一开始的错误，喜欢讲大道理，喜欢不着边际地讲企业如何如何，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员工的教育是一为自觉地转移到组织要求的“大方向”上来。而我们现实的作法，却往往犯了如上一开始的错误，喜欢讲大道理，喜欢不着边际地讲企业如何如何，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个重要话题，甚至许多企业管理出现问题的领导人，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文化建设方面。但是，现实的情境我们也知道，大部分企业的文化建设流于形式，不仅没有起到教育和引导员工的作用，反而因为逼迫员工学习文化理念而遭到频繁的抵制和反抗。结果就是，大部分的文化建设工作基本上“有”疾而终。
那么，到底应该和员工谈什么？或者说，在日常的管理中，员工最希望领导说的是什么？我在之前的一些文章中多次提到了从员工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入手、从员工的感同身受和耳濡目染入手、从员工的家长里短说起等等话题，希望表达的就是，在倡导平等的现代社会和在一个以契约为纽带的企业组织中，企业对员工进行文化教育活动，不能光是为了企业的目的让员工怎样怎样，而应该从主观变为客观，从员工的角度去思考，看看他们关心什么、希望什么、喜欢和不喜欢什么等等，从他们关心和关注的而不是从企业主关心和关注的东西入手去解决问题。
近日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看到高戈里先生写的一篇文章“188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经历了怎样的改造？——中共如何对国民党部队进行改造”，里面提到的故事发人深省：
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率第184师一部在辽宁海城起义，更名为“民主同盟军第1军”。对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把改造起义部队看成是一场政治战役，那么，战役的突破口就应该选择在对方最要害、最薄弱的地方。闯出这条新路并找到这场政治战役的突破口，源于一次“倒过来讲”的政治教育尝试之中。
据“民主同盟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1947年主持撰写的《民主同盟军一年来的改造工作》记载：……起义之初安东整训期间的政治教育，多是从正面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发动内战”等大道理，结果，不但与起义官兵亲身体会的剥削、压迫距离太远，还常常与起义官兵长期形成的“正统观念”相抵触。后来，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具体考察了一个连队，结果发现，在139名士兵中，对国民党蒋介石有敌意的只有两个人;觉得国民党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不好，但认为自己命该如此的有5人;对乡镇保甲长及恶霸地主没有敌意的只有11人，其余全都痛恨乡镇保甲长和地主恶霸。另一个连队的84名士兵中，有83人挨过军官的打，没挨过打的只有一位某军官的亲戚。
在此调查的基础上，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做了个“实验”——“倒过来讲”，先从士兵亲身感受乡镇保长、甲长和恶霸地主的剥削压迫讲起，从士兵所遭受长官的欺压讲起，再来讲蒋介石统治集团维护阶级压迫制度的本质。果然，一“倒过来讲”，几乎是瞬间，便激发了起义士兵的阶级仇恨和政治觉悟。
如前所述，“倒过来讲”，其实就是从底层最关心的问题开始。只有解决了底层最关注的基本问题，才有可能让他们一步步“提高觉悟”，将自己的思维和行为自觉地转移到组织要求的“大方向”上来。而我们现实的作法，却往往犯了如上一开始的错误，喜欢讲大道理，喜欢不着边际地讲企业如何如何，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值得借鉴的还有如下关于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其实对我们出于迷惘之中的企业文化从业者们也有很大的帮助：
多少年后，不少起义官兵回忆，当年的指导员、教导员、政委们不仅平易近人，还给他们留下了读书多、见识广、思想深刻的印象。其实，这些政治工作干部多数文化程度并不高，只不过他们宣传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的启蒙道理，给了那些奴化意识根深蒂固的起义官兵以耳目一新、没齿难忘的人权启迪，进而实现了麻木灵魂的彻底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