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创业自1993年茅于轼和汤敏先生设立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扶贫基金起，走入中国已有十余个年头。在受到广大借款者欢迎的同时，却一直“叫好不叫座”。若无人出钱放贷使得小额信贷缺失，无异于少了一把解决穷人和微小企业生存发展问题的利刃。
因此，政府有必要推动金融组织的创新，使金融机构有经济上的动机，主动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实现企业发展、人民脱贫与银行盈利的统一。国际上众多的成功先例告诉我们，如果辅以合理的盈利机制和政策扶持的相关渠道之下，小额信贷完全可以实现多方共赢。
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费尽心血帮助广大群众脱贫致富的故事以及孟加拉国格莱珉(Grameen)银行的成功事迹，已为世人耳熟能详。格莱珉银行(孟加拉语意为“乡村”)的成功来自于政府的帮助和自身良好的制度设计。
一方面，它在创建伊始就得到孟加拉国央行的帮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获得央行的低息贷款。近来，其债券更是获得孟加拉国政府的担保，并且，格莱珉的发展一直受到政府的支持与保护。
另一方面，在制度设计上，格莱珉规定借款人必须加入一个5人借款小组，贷款是否展期视小组的还款情况而定，且小组成员一般被要求缴纳一定的款项，用来成立基金以备意外之需。
小额信贷借款小组为了能够得到后续贷款，会自发为违约的组员垫上所欠款项。因此，格莱珉的贷款归还率高达98%。它声称，已有超过500万的孟加拉国民众因为格莱珉提供的小额信贷而摆脱了赤贫状态。
如果说格莱珉银行是以助困扶贫为重点的话，那么，墨西哥的肯帕特莫斯(Compartamos)银行则是从小额信贷中赚钱的典范。肯帕特莫斯(西班牙语意为“让我们分享”)认为，小额贷款，尤其是向那些没有抵押品的微小企业提供贷款，不仅花费人力，而且成本高昂。
因此，如果银行能通过提高贷款利率获得盈利，就能迅速成长，并且满足更多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肯帕特莫斯向借款人索要高达79%的年利率，采用不低于12人的小组联保方式控制风险，成功实现了盈利，连续7年的平均资本收益率达到53%，从一家只有创始人阿瓦洛斯(José Ignacio Avalos Hernández)借来的25万美元资本金的小银行，成长为总资本达10亿美元的上市机构。
也正是由于这种经营模式的转变，该行的客户量大规模上升。在2000年以前的10年中，肯帕特莫斯银行是一家主要从事扶贫工作的传统非盈利机构，客户只有区区6.1万户。而转变模式后的8年间，其客户已接近100万户。
虽然已经由非盈利组织变成产生利润的公司，肯帕特莫斯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和服务大众的创办宗旨。记叙了一位墨西哥女士赫尔南德斯通过申请肯帕特莫斯的小额信贷，开展袜子生意的例子，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曾撰文讨论肯帕特莫斯的案例。
总结格莱珉和肯帕特莫斯的成功之处，不难看出，小额信贷具有发展壮大的基因，关键在于如何去推动、促进小额信贷健康有序发展，实现行善与赚钱的统一。在我国目前的实践中，国有大中型银行不愿进入小额贷款业务，而小额贷款公司受制于“只贷不存”的规定，难以做大做强。
为何不采取格莱珉和肯帕特莫斯的做法，成立类似于社区银行性质的存贷款机构，并放开对其利率的管制?别国的先例已经告诉我们，高利率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坏账率和道德上的恶名，相反可以是名利双收的体面之举。
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出台相关规定，有试点地放开部分金融机构的利率定价权，让市场去调节资金供需，使地下金融机构阳光化。
可以尝试设立能自由制定利率的社区银行，通过效仿格莱珉和肯帕特莫斯的事例，与国有银行错位竞争，一方面增加居民的投资渠道，另一方面通过信贷杠杆推动小企业的发展，在盈利的同时为扶贫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