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句谚语，大意是说，打不过他，就跟他合伙。在中国，胜者则痛打落水狗，或以为纵虎归山必有后患，因此要斩草除根。败的一方则设法隐忍韬晦，卧薪尝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一个是相互妥协都有生存空间的竞争关系，一个是你死我活只能站着一个的斗争关系。
一个是大家都有饭吃，无非是六四、七三等比例的问题，一个是赢家通吃，一或零的问题。
一个因此形成良性的规则和秩序，一个因此则形成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
儒家文化讲中庸，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推己及人，可以和而不同。本身就含着人际之间相互妥协的意思。以此来构建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形成一个良性的社会生态。然而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我们中国人却往往走向极端，骨子里还是一种暴戾的斗争哲学。形成这种心理结构的原因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打江山的心术和权谋文化。楚汉相争时期，刘邦与项羽争夺王位一直不分胜负，谋士蒯通劝韩信与他们三足鼎立，不要去帮刘备。刘备杀韩信的时候，知道之后，便把蒯通捉来要烹掉。 蒯通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争欲为陛下所为，顾力不能，可尽诛邪！刘邦便放了他。可是，实际上，那些得了江山的皇帝基本上不会对那些一起逐鹿的对手那么客气。李世民捉到薛举和窦建德都杀了。王世充投降时，李世民答应他可以不死，后来照样被弄死了。天下定鼎了，留着他们根本没什么威胁，但是斩草除根不是能永绝后患么？所以争天下时力量弱的一方大都绝不肯投降，一定会拼死抵抗。
我们来看权力转移的方式中，禅让其实也算得上一个平和的方式，但是事后一样是刀光剑影，我们看南北朝的历史，自从刘裕以禅让的方式得了司马家的江山，杀了司马德宗，开了杀掉亡国之君的这么一个坏头，南朝的以后的其他皇帝都照着这个路子来，把亡国之君的家族斩尽杀绝。他们也不往前看看，晋武帝留着刘禅和孙浩，也没有带来什么威胁。禅让以外的其他方式的权力转移拿更是刀光剑影，人头滚滚。
对外而言，和亲，结盟等形式似乎是一种妥协的结果，但在人们的心理层面更愿意看作是一种策略，宋澶渊之盟为宋辽两国的人民带来一百来年的和平，至今有不少汉人视之为耻辱。人们更愿意要‘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样血性。不善妥协的结果是最后倒被迫定了很多城下之盟，如晚清与列国的各种条约。被人家用坚船利炮打进来之后，谈判基本上没什么筹码了。
其二、游民的江湖文化。游民脱离了礼法的约束，行事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什么无毒不丈夫、先下手为强。水浒里的李逵说，我只是先打后商量。水浒第六十六回写到：韩伯龙曾在江湖上打家劫舍，要来上梁山泊入伙，却投奔了旱地忽律朱贵，要他引见宋江。因是宋公明生发背疮，在寨中又调兵遣将，多忙少闲，不曾见得。朱贵权且教他在村中卖酒。当时李逵去腰间拔出一把板斧，看着韩伯龙道：“把斧头为当。”韩伯龙不知是计，舒手来接，见李逵手起，望面门上只一斧，肐瘩地砍着。李逵看上去不是这种有城府心机的人，可是在江湖的历练中，形成了这样的行事风格。可见江湖文化之残酷，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人很难存活下来。
其三，建国后的阶级斗争文化，一旦被划定为错误路线或者无我矛盾，便是无情的斗争，连夫妻、父子、兄弟之间也都如此。这种斗争文化像一个绞肉机，把每一个人都会绞进去。
其四、改革开发三十年渐渐形成的物质至上的文化，人们为追求物质无所不用其极，道德沦丧、社会底线失守，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普遍缺失，形成一个互害的生态。
这些文化遗产形成现在人独特的心理结构，使得我们做事的方式更容易走向极端，更愿意采用博弈而不是协商，更相信手段去赢下全部而不是合作共享。总而言之，我们还没有学会相互妥协。
学会妥协，才会真正的沟通，有沟通才可能理解，有理解才可能相互尊重。在此基础上才会构建出共赢的秩序和规则。才会形成良好的商业生态和社会生态。
人们心里难免疑虑，要是我妥协，他斗争，我阳光，他腹黑，那我岂不是亏大了。我们看一个例子：
相传当年宰相张英邻家造房占张家三尺地基，张家人不服，修书一封到京城求宰相张英主持公道，张相爷看完书信回了一封信，内容：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收书羞愧并按相爷之意退让三尺，邻家人见相爷家人如此胸怀，亦退让三尺，遂成六尺巷。
学会妥协，才是真正成熟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