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杭州火车站候车人群熙熙攘攘。来自湖北省公安县的胡德安与蔡双英夫妇，提着编织袋，在候车室门口等待着，脸上布满着倦容。这是他们在浙江打工7年以来，第一次提前回家。“在这省不下钱，明年不打算出来了。”蔡双英摇着头说。
“省不下钱！”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去年，金融危机蔓延，浙江等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今年，企业订单多了，可由于“省不下钱”这4个字，又一次让浙江这个民营经济大省始料未及。
12日，浙江省公布11月份CPI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5.5%，高于全国0.4个百分点，创今年以来浙江省新高，“民工荒”在浙江提前上演。对此，有浙江政府官员表示，主要原因还在企业。
民工兄弟感受阵痛：工资涨不过物价
在杭州火车站售票大厅内，购票长龙一列接一列。其中不乏有拎着大包小袋的民工，登上返乡或去另一个城市追寻新生活的旅程。来自河南信阳新县的余长文、余长武兄弟俩，便在其中。
去年春上，余长武从青岛辗转到了浙江绍兴，在一精工钢构公司做电焊工，每月收入3000元左右。他告诉记者，今年老板给他涨了工资，每个月增加了300元，可还是觉得钱花得很快。
“工资是涨了，可也没有物价涨得快。”哥哥余长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吃早餐3元，现在一吃就4元；就连理发都涨了3至5元，每天人均生活开支需要50元，花掉工资的一半。余长武说，来浙江打工，就想在多存点钱，可生活开支却与背井离乡的心愿，背道而驰。
当天，他们顺利地买到一张从杭州开往北京的硬座票。“北京的日薪是150元，收入高就是好事。”余长文说，原先70多人的班组，已走了30多人了；等他赚了钱，就回家开个门面，不再漂了。当天晚饭，他们各自仅吃了一盒方便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的数据，浙江省11月份食品类价格上涨12.2%，居住类价格上涨7.6%，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价格上涨5.2%。
劳力市场：一半岗位“虚位待贤”
杭州火车站的所见所闻，在企业那得到了验证。浙江宏星电器负责人徐虹介绍说：“员工大多来自农村，观念传统，注重春节，加上杭州生活成本高，就算多干一个月活，付完房租，车票又涨，也省不了多少钱，提前回家的员工很多。”
而对于外贸企业，其生意伙伴主要是国外的公司，圣诞节过后正是订单旺季，所以春节过后工作量不会减少反而增多，用工需求量将扩大。
在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众多企业的招聘信息贴满了整面墙，月薪基本在1000元以上，可应聘者却零零散散。
“想招人，难！”一位负责中介的工作人员一见面就告诉记者，从今年国庆过后，能招到的工人就已经很少了，很少有新人，尤其像餐饮、服务业等在春节期间急需的工人，更加“荒”得厉害。
“现在工人的要求都高了，不能加夜班，起码要有单休，不能太脏太累，不然你就是出到2000以上工资也难招。”记者在招聘栏上看到，一餐饮酒店开出每月3200元的用人条件，但是中介人员态度坚定地说：“像餐饮基本上是招不到的，想也不用想！”
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调查显示，目前浙江省制造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等行业用工需求大；出口型企业招工困难数达44%；用工需求主要以制造业的熟练工、机械电子及服务人员为主。
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副局长董叶英称，今年第三季度，浙江省85个监测县市区，企业用人需求量为210万人，进场求职者为106万人，求人倍率为1.99，高于前两季度；第四季度，岗位数多于求职数的差额还会扩大。
政府部门：企业强化经营管理是关键
“出现用工短缺的大多是工资低，劳动环境差的企业，福利好的企业还是可以能留得住人。”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处处长曹建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造成农民工短缺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问题。
由于浙江部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弱，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仍是依靠低廉的劳动力进行大批量生产，工人的工作环境差，工资待遇不高，工作强度大。今年的物价上涨，对于民工的生活冲击很大，成了民工提前返乡的催化剂。
曹建国还说，由于现在许多传统型产业都开始向内地中西部转移，如富士康落户湖南，中西部也开始出台政策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内陆工资与浙江的差距开始缩短，而如今高涨的物价更让许多农民工坚定了回乡的选择。
此外，现在的农民工大多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他们的长辈，年轻的他们多数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外出工作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发展，那些传统的仅耗费体力和时间的工作显然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正如工作简单、劳动强度大的服装轻纺业，是农民工短缺最为严重的行业。
针对以上情况，曹建国指出，要想改变现状，除了政府采取增加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劳动对接、平抑物价等措施外，关键还在于企业改善员工工作环境、增加工资福利待遇。此外，企业还应注重设备技术的更新，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