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儒家版本的有限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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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01ms.com 文章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22 10:16:31  |
1．民主化的两个问题。
西方政客与中国向往民主的知识分子似乎都相信西方民主的根本观念是个人主义（包含个人利益至上与个人自由（或自律（autonomy）））和平等。如果我们进一步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裁判，这些观念在制度层面上就表现为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 一些人可能还认为市场经济 — 也许可被称作一元（一块钱）一票的普选制度 — 是这些观念在经济层面上的表达。这是为什么美国把推动全球民主等同于推动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与市场经济，香港的普选推动者被称作民主派，而大陆的拥护普选或支持市场经济的人被称作自由派。
但是这一理解引发了两个问题。其一是西方民主与不同的哲学、文化的相容性问题。我这里只局限于讨论西方民主与儒家文化的相容性。从表面上看来，儒家这一东亚主流政治哲学的观念似乎与上述的民主观念背道而驰。 大家一般都认为儒家将国家与共同体置于个人之上，并提倡基于不平等之上的精英主义（elitism）与精英统治（meritocracy）。 这一让有德性的人统治的观念与一人一票的观念相对立，并常被认为是中国的专制制度的文化原因。而儒家对商业的蔑视和对政府道德作用的强调也似乎与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相冲突。因此中国民主化的实现似乎就预设了要消除儒家的影响，这也正是（尤其是在中国的）民主阵营所要努力做到的。而同情儒家的人，比如像牟宗三这样的二十世纪的新儒家，则努力从儒家思想中导出民主观念。但后一种努力会面临如下的问题。第一，一个流行的诘难是：如果从儒家思想可以导出民主的话，中国应该已经民主了两千多年了。第二，即使这一导出是可能的，就理解民主观念本身而言，我们也还是不清楚为什么要研究儒家，而不是研究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并长期发展了民主观念的相关的西方哲学流派。当然，这一导出会有助于在中国或其他受儒家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发展民主。第三，民主阵营与儒家阵营的一个共同信念是上述民主观念与制度是西方民主的本质，因此除非它们可以从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导出，这个国家就无法民主化。
以上对民主本质的理解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西方民主是不是可取（desirable）的问题。虽然民主阵营鼓吹民主制度可以消除腐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选出代表民意的领袖，但是对现实的客观考察会使我们意识到一些民主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民主国家中腐败之横行不逊于这些国家民主化之前的或一些非民主国家的情形，其经济政策也受制于民选领袖要照顾其支持者（constituency）的眼前利益的需要。而民选领袖由于多数选民的素质低下而经常是差强人意，或是善于玩弄民意的民粹分子。对这一现实的观察和对大众素质的判断正是一些中国知识精英怀疑民主在当今中国可行性与可取性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上述的民主国家的问题归根结底来源于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及其隐含的文化观念，而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会指出孟子的一些观点也恰恰构成了对这一制度的严肃挑战。但是即使这些对民主有抵制情绪的中的一些人也大概不会反对自由与法治。毕竟知识分子与聪明的官僚应该知道理性的讨论（故而某种程度上的言论自由）对正确决策的重要，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不愿意今天作了一件事就官运亨通，而明天因为同一件事就莫名其妙地下了大狱。所以对西方民主的抵触更多是针对一人一票的普选制，而不是针对其自由法治。但是如果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是西方民主不可或缺的成分，那么这些怀疑份子因拒绝一人一票从而拒绝西方民主从而连带着把自由法治也拒绝掉了。所以，西方民主的可取性的问题就归结为一人一票是不是民主的本质的问题。
对第一个有关相容性的问题，罗尔斯在他的《政治自由主义》（《政》）一书中给出了一个不同的处理。他认为：“民主社会的政治文化以。。。三个事实为特点”：第一，“现代民主社会里的合理的（reasonable）无所不包的（comprehensive）宗教、哲学、道德学说（doctrines）的多元不是一个马上就要消失的历史条件；它是民主社会公共文化的永恒的特点”。 那么，“对一个无所不包的宗教、哲学、道德学说的持久的共享只可能由压制性的国家力量来维持”。他把这一事实称作“关于压制的事实”（fact of oppression），而他认为即使像康德、穆勒的基于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的无所不包的自由主义被所有人的共同分享也只能吊诡地通过压制来实现。但是，“一个持久和安定的民主制度。。。必须得到它的政治上活跃的公民的绝大多数的自愿的和自由的支持”（罗尔斯1996，36-38和78）。这些事实引出了《政》的核心问题：“政治自由主义的问题是：一个由被合理的（reasonable）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深深地分开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所组成的、稳定和正义的社会如何可能？”（罗尔斯1996，xxvii）。
因此，对罗尔斯来讲，如果上述的民主观念被当作无所不包的学说的一部分，那么它们就不能作为自由民主的唯一基础。罗尔斯的回答，简单地讲，就是将自由民主的理论当作独立的政治概念（freestanding political conception）：独立于任何已知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形而上学的“学说”。这一策略使得各种不同的合理的（不论自由或非自由的）学说可以接受一个共同的核心，从而使得一个不必然预先排除这些学说中的基本观念的政治自由主义成为可能。根据罗尔斯的想法，自由民主的内容不是被预先确定的，也不是由任何先天的观念导出的，而是被每一个合理的和无所不包的（comprehensive）学说努力达成的（work out）。它是所有这些合理的学说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并且只要这些学说接受的概念属于同一家族的自由民主概念，这个重叠共识甚至并不需要是绝对同一的概念。另外，这里每一个无所不包的学说的任务不必然是要从自身的概念体系中导出（derive）自由民主的概念，而只需要认可它（endorse）。每一学说认可这个自由民主的概念的方式可以是不同的。
基于罗尔斯的这一思想，我们可以看到解决儒家与上述民主观念的表面冲突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为了实现民主就必然要放弃儒家，或者从儒家思想中（往往是通过刻意地解释甚至是扭曲而）全盘地导出这些观念；而儒家可以与其它合理的无所不包的学说一起通过认可自由民主的概念来成为民主社会的一员。两个事实让这一工作变得容易得多。第一，认可是一个比导出低的要求。第二，儒家也许与上述的一些民主观念相冲突，但是这些观念不必然构成政治自由主义概念的一部分，因为后者可能比导出这些民主观念的各种无所不包的自由民主学说“薄”得多。
基于这种理解，对以中国未曾自身发展出民主的事实而对儒家与民主的相容性的怀疑，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民主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包括各种社会、经济、政治、与哲学的因素。即使某一民主学说在某个国家的民主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这也只能说明它比其它学说在此特定条件下更能推动民主，而这一优势可能来自一些民主观念是这一学说的核心观念。但我们这里需要的相容性是比导出甚至推动弱得多的要求，所以上述事实并不意味着儒家无法与自由民主调和。
以上罗尔斯对民主的弱化也对民主的可取性问题的回答提供了一个思路。如上所述，一人一票是西方民主的可取性遭到质疑的原因，而自由与法治是合理的公民更能认可甚至珍视的。我们因此可以设想一人一票也许并不是西方民主的一个核心部分，而自由与法治才是。事实上，罗尔斯的一些说法似乎暗示了他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这一设想。
在另一篇文章里，通过一些例子，我展示了儒家的一些观念并不必然与这个薄版本的自由民主相冲突，而是可以认可后者的（白2005）。那篇文章更多是辩护性的。在这篇文章里，特别是在第三节，我会更集中地批判某些自由民主的厚版本，并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民主模式。并且，这篇文章会主要运用孟子关于政府的作用和人民的参与的看法，而不是泛泛的儒家思想。
在我们用从罗尔斯后期政治哲学得来的启示做任何事情之前，让我首先做一个澄清。对罗尔斯来讲，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在平等、作为公正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和相互尊重（reciprocity）的基础上，是不能被“削薄”了的。他的政治自由主义想要的不是现有的学说之间的妥协（Rawls 1996，xlvii页和39-40页）。例如，罗尔斯仔细区别了重叠共识与权宜之计之间的不同（Rawls 1996，xxxix-xliii页和146-50页）。也就是说，持有不同无所不包的学说的人应该欣喜于多元性的事实，并根据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来对待持不同学说的人。换句话说，他们不应该把多元性当作一个政治妥协，一个偶发事件加上政治策略可以令人高兴地打破的暂时停火。虽然我认为一些特定的政治策略应该被排除，但我将不过分注意罗尔斯的这些要求，并且将不努力保持每一个罗尔斯认为是本质的自由原则。我的版本的自由民主的共同核心可能比罗尔斯的“更薄”些。或许这里实质的差异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严重，但是我将不对此进行过多地讨论，而是用心关注这篇文章中笔者自己的问题。在这里的另一个重要差别是：罗尔斯关心的是如何维持一个合理的多元的自由民主，但是我在分享罗尔斯的关心的同时，我也试图展示人们可以在珍视他们的非自由观念的同时接受自由民主，而他们不喜欢某个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的事实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不想要自由民主，并由此来帮助非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民众去接受自由民主。 并且，通过对一些民主思想的批判，我希望对建立和改善世界各国的民主提些建设性的意见。
2．孟子对政府的道德作用的观点。
对孟子来讲，政府不仅应该对人民的物质生活负责，还要对他们的道德负责。他给出过一个人类发展的半历史的描述，而这一描述明显是展示了他心中的理想政府。《孟子》里写道：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 • 滕文公上》）
因此，孟子认为是这些政府教授的社会与群体关系使人成了人。对他来讲，“人”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的概念，而更是一个道德与社会的概念。一个生物意义上的人，如果没有一五伦为代表的社会关系，而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这一对人之为人的理解与孟子的人兽之别在于人有发展仁义礼智这四种定义于社会关系中的美德之潜能的观点相呼应。所以，一个政府如果可被称作人的政府，就必须保证其民众拥有这些基本道德。
这样的人之所以为人及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的观点确实与那种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其内在、独立于社会的价值的个人主义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这一观点也与一些自由主义者（liberals）和自由放任主义者（libertarians）的认为政府不应对民众的道德生活有任何干预的观点相冲突。 但它仍可以认可一个薄版本的自由民主。第一，在上面引的那段话之前，孟子指出政府首先要为其民众的物质幸福负责（《孟子 • 滕文公上》）。并且，孟子认为一般民众的良好道德依赖于他们良好的物质生活：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 • 梁惠王上》，又见《孟子 • 滕文公上》）
所以，政府和统治阶级应同时为民众的良好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负责。并且，一般民众的[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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