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后美国科学政策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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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01ms.com 文章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0-29 7:17:03  |
摘要：战后美国科学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科学技术繁荣和强盛的基础。本文以已有的研究为基础，以科学与政府关系的演变为视角，探讨战后美国的科学政策是如何纳入政府政策之中的，并概括总结了美国科学政策制度构成的四个主要要素：法律和制度环境、国家目标、科学的自主性和权力以及伙伴关系。
关键词：科学政策 科学与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 科学的自主性
刚刚过去的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二战”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科学技术的进程，改变了科学技术与国家的关系。在战争期间产生和发展的、异乎寻常的科学应用和技术发明直接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原子弹、雷达、青霉素等发明令人信服地向世人显示出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由此，开启了科学技术新的时代，开启了科学技术与国家关系的新时代。从此，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不把科学技术放在一个显著的地位，并采取有力措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战”以后，美国迅速成为世界军事和经济的头号强国，也成为科学技术的头号强国。自“二战”以来，不论从诺贝尔奖以及其他奖项得主的数量、科学论文的数量及引文质量衡量，还是从海外学生到美国留学的数量或者大学创办高技术公司的数量衡量，美国都牢牢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二战”期间以及随后的冷战期间产生的一系列最前沿的新技术成为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高技术：电子计算机、商用运输机、半导体、固体电子仪器、集成电路、核能、激光、卫星通讯、微波通讯、雷达的应用（例如导航控制），抗生素、杀虫剂、新材料（例如高强度铁合金、钛、高温陶瓷、光纤强化塑料、复合材料）、金属制造和加工的新方法（例如数控机床）以及今天的互联网。而在“二战”刚爆发的时候，按诺贝尔奖获奖者的数目来说，美国还远远落后于德国、与英国也相差很远、亦落后于法国。再早十多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希特勒掌权的时候，美国最聪明、最有抱负的年轻人都会远到德国像海德堡、莱比锡和哥根廷这样城市中的大学去攻读博士学位（Rosenberg 2000a: 37）。是什么使美国的科学技术实力一跃直上呢？
技术创新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教授指出，战后美国联邦政府政策方面的根本转变——用纳税人的钱支持大学的科学研究，与随后美国科学之花盛开有很大的关系（Rosenberg 2000a: 37）。谈到20世纪下半叶令世界瞩目的美国高技术，罗森伯格指出，美国高技术的成功经验表现为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积极主动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背后的几个动力是：（1）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支持。联帮政府出于各种动机，向国家的大学投入了巨额资金，包括战略上和军事上的考虑，以及近年来出于与健康相关问题的考虑；（2）联邦政府的采购政策；（3）私人企业部门有大量的工业研究实验室；（4）金融市场的创新，包括风险资本；（5）大学体系充满着竞争的活力。第一方面就是科学政策的内容。罗森伯格特别指出，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在“二战”以前，联邦政府基本上没有支持基础研究的专门计划。因此，联邦政府承担起支持科学技术的主要角色，代表着与之前政策的巨大转变；而且，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主要进入了大学，这一点与欧洲大陆国家非常不同。（Rosenberg 2000b: 70-71）可以说，“二战”以后美国的科学政策塑造了美国科学发展的方向，对于美国科技实力的提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并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发展。这一政策的基础保持着相当稳固的连续性，影响至今。
美国学术界长期十分重视对战后美国科学政策形成和发展的研究，一直都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它是一个富有长久学术生命力的课题。中国学术界对此课题研究甚少，不少认识停留在印象和意见中，例如把战后美国科学政策的形成直接归结为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那篇名垂史册的报告《科学——无止境的边疆》。实际上涉及到的因素要复杂得多。由于战后美国科学政策的形成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十分关键的，且对于深入探究科学政策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因此，这一课题十分值得不断深入研究。本文以已有的研究为基础，以科学与政府关系的演变为视角，探讨战后美国的科学政策是如何纳入政府政策之中的，揭示美国科学政策的制度基础和构成要素。
一、“二战”之前科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按照科技政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法国学者让•雅克•萨洛蒙（Jean-Jacques Salomon）的定义，科学政策是“政府采取的集中的措施，一方面为了鼓励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一般的政治目标利用这一研究的结果。”（Salomon 1978，45-46）科学政策的内容包括政府支持科学发展的目标和依据，选择支持的领域，支持的方式和组织形式等几个方面的内容。谈到美国科学政策,专家们都会这样说，“二战”是一个分水岭。史密斯(Bruce L. R. Smith)在其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科学政策》开篇这样写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的突出特点是开始把‘科学政策’作为思想和行动的焦点”（Smith 1990：1）。美国科学政策研究的权威布鲁克斯（Harvey Brooks）教授认为，在工业化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在研发体系和科学政策方面被“二战”永久地改变了的国家（Brooks, H. 1996, 18）。今天，人们已经熟知美国联邦政府对于科学发展所起的支持和促进作用，但在“二战”以前却不是这样。为了充分理解战后美国科学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我们有必要对“二战”以前美国科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做一回顾。
由于北美殖民地独立的主要原因是殖民地人民愤恨英国王权过分的中央集权，因此美国立国宪法的根本原则之一是限制中央（联邦）政府的权力。这样，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并没有支持科学发展的责任和传统。在“二战”以前，联邦政府对科学支持的范围有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宪法总是把联邦政府的职权限制在最低限度的必要作用上”（Smith 1990: 1），只有关于著作权、专利权以及维护度量衡标准等几条相应的条款明确属于联邦政府的职权范围，其余与之相关的教育、文化以及商业等权限留给了州政府。
在美国建国的第一个150年内，联邦政府对科学的支持主要集中在地理考察、军事和农业领域。1803-1804年，刘易斯和克拉克的远征考察活动（The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充分证明了科学活动对于国家发展的价值。不过，联邦的科学机构和科学计划许多年之后才正式成立。联邦的科学活动主要通过军事部门的特殊活动而得到发展的，例如，出于防卫需求开展的土地与河流的考察、测量以及天文观测等。南北战争以后，联邦政府的权威得到大大加强，一些国家机构开始创立并得到发展。其中与科学相关的是1862年农业统计局的建立，在19世纪80年代，这个局的权力和职责扩大，成为新成立的农业部的核心。到1940年，即“二战”前夕，农业部成为联邦政府最大的支持科学发展的部门。1902年，国家标准局在商业部内成立，为工商业建立和维持相关的标准，成为一个新的联邦科技机构。1916年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eronautics,简称NACA）成立，是当时独一无二的政府-私人伙伴。它由12名成员组成，7名来自政府，5名来自私营部门。它是国家宇航局的前身，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管理着与航空相关的科学研究实验室，自20年代起，它也偶尔委托大学做合作研究。从整体上来，在1940年以前，对科学的支持在联邦政府的政策和职能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布兰彼得2005）。
美国的科学在19世纪下半叶得到很大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大学成为“科学的家”（Wolfle 1972）。在19世纪中叶，美国的大学相对来说是很落后的。那时，美国年轻人都去欧洲、特别是去德国获取博士学位。当他们回到美国后，把德国那种研究与教育结合的方式带回美国，并加以发展，促进了美国的大学的发展，包括一些新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的创立和老牌大学的新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鼓励教师从事研究以及通过研究培养学生成为许多大学的做法，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始兴起。同时，1862年，《莫利尔法案》（The Morrill Act）促进了土地赠与学院（Land Grant Colleges）的诞生，这些学院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以应用研究为主。《莫利尔法案》使各州以联邦明确的指导方针为基础创立机构，而不是联邦政府直接介入教育。这些学院成为州立大学的主体。
美国大学的发展有两个突出的特征：第一是分立化。美国高等教育的权限归各州，而不是联邦政府，各州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大学的发展进行管理，而私立大学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不受任何政府部门的控制；而且，强调大学办学的自主性。因此，美国大学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体系”，不像许多欧洲国家那样有一个中央决策机构（教育部）决定大学的政策，而是由独立自主决策的私立大学和州立大学组成的分散化的“系统”。对大学的资助并不是在国家水平上完成的，而是在州的水平上和由私人资助的，大学的资源来自私人捐款、慈善基金会、州政府和学生的学费；第二是实用化。美国大学的发展是积极响应地方经济和工业发展需求的，大学的发展与工业的发展相伴相随。不仅一些私人大学的建立是与工业相联系的，而且州政府对州立大学的支持也是紧紧与地方发展相联系的。
在“二战”以前，美国的应用科学和技术得到比较大的发展，但纯科学或基础科学很弱，受到的资助也少。1927年，美国商务部长H.C.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后为美国第31届总统[1929－1931]）估计国家所有用于应用科学的资源为2亿美元，而纯科学仅为1000万美元，有3万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应用研究，但只有不到4千的科学家从事纯科学研究，其中大多数还要把研究与教学时间分开（Greenberg 1967: 52）。从纯科学或基础科学自身来看，主要受私人赞助。
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科学是没有联邦政府支持发展的。曾有多个关于联邦政府支持大学和科学发展的建议（例如，关于建立国立大学），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在1940年前，联邦政府与科学界最有影响、最有创造力的那部分人之间不仅相互冷淡，而且双方也强烈希望保持这样的分离。”（Greenberg 1967, 51-52）美国科学界的一些人认为，科学应该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政府对科学的介入只会消灭伴随科学革命而来的人类精神的果实。而政府愿意支持应用科学知识解决公共事务，但对于支持创造科学知识则存在疑虑。
科学家希望保持科学独立性的精神突出地表现在“二战”前期。20世纪30年初，在希特勒掌权之际，许多美国科学家通过亲身访问、通信以及接待从德国逃出的流亡者，了解了希特勒德国的野心和残暴。1938年，近1300名包括持各种各样政治观点的美国学者和科学家发表宣言，谴责纳粹压制科学，斥责纳粹的种族理论，声明维护现代理论物理学的合法性。他们坚定地宣告：“任何对一个思想领域自由的攻击，即使是对像理论物理学这样非政治理论领域，也是对民主自身的攻击”。但是，许多科学家并不赞同运用科学为军事服务，而坚持认为应保持科学共同体作为中立的和平的力量。随着德国科学家在1938年底成功地实现铀裂变，深深了解德国科技实力的美国科学家开始担心纳粹会利用这一发现的巨大威力。作为一个整体，美国科学共同体迅速从当时占国家统治思想的孤立主义中走了出来，而且比整个国家行动得要快。当纳粹发动闪电战入侵波兰时，一些主张和平中立的科学家放弃自己的立场，宣布保护思想自由现在包括“直接采取行动，保卫我们自己”。（Kevles 1978: 287-289）
但是，科学与政府之间的制度性障碍仍然存在，这从美国启动制造原子弹的事件充分地表现出来。它可以追溯到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这封信在原子弹项[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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