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众多的国家中，政府一直控制着经济的“制高点”。甚至社会主义的计划者们梦想着不久的将来，一个英明政府的领导会把人类带入一个生活资料极大丰富，没有匮乏之虞的完美境界，但奇迹并没有实现。代表着公共利益的政府在失灵时实施的却是私人或集团的目标，个别对物质利益的冲动又导致了对能够带来此种满足的权利冲动，腐败现象泛滥，财政赤字剧增，国有企业大部分亏损，经济发展严重受阻，国民经济陷入危机。看来，大政府的观念不得不开始动摇了，人们也不得不对政府的经济职能给予新的认识了。

三、关于政府职能的思考

危机与灾难、人类的需要与痛苦、深刻的正义与尊严带来了政府职能的大肆扩张，以及随之而来几十年的经济巨大增长。当人们觉得政府的控制不可抗拒的时候，90年代政府退却了。“在西方，政府在减少控制和责任。现在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政府的失灵’——当政府变得过于膨胀和又野心勃勃，并试图成为经济中的主要行为者而不是非裁判时所引发的固有困境——而不再是‘市场失灵’”④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世界遭受到了自经济大危机后最大的经济困难。“尽管萧条没有来临，萧条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⑤这是否意味着“看得见的手”的回归呢？当然历史不会重演，但政府与市场之间对“制高点”的反复争夺，不禁让人们去思考：在全球市场的建立已成为普遍共识的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界限何在？政府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其作用何在？

（一）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政府

市场失败要求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或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失败又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和调节，削减政府规模，政府就在这市场失败与政府失败的互动中，时而扩大,时而缩小。然而无论如何，政府在经济中是不可或缺的，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经济职能将日益增强。

1．政府与市场共同存在于现代社会中，两者已形成不可分离的共生关系。

理想的政府与市场应该是都可以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的，但社会是复杂的。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没有市场的政府和没有政府的市场都是无法想像的。离开了市场，现代社会将难以持续健康地发展；离开了政府，市场正常运作的制度前提也将无法保障。现代市场制度得以确立的产权保护、损害赔偿等规则，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仅仅靠市场交易双方的合意约定和自我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具有强制力的政府是提供相应制度安排的最重要的制度供给者。

当然应该注意，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不应是亲密无间的，而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政府和市场所涉及的具体社会领域是不完全相同的，它们的原则各异，目标亦不相同。如果二者界限不清，那么不仅无法相得益彰，而且，反而即会破坏政府的原则，又会破坏市场的原则，有损于公平，无益于效率。因而，政府与市场应在各自的运作原则和作用范围内，相互促进、共同协调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2．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在日益加强，这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以其信息利用的完全和价格机制的激励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和持续的物质增长，但这种发展却并不意味着政府职能的削减。一定社会中共生的市场与政府，并非是一方越有效便可以简单地替代另一方，相反，越发达的市场机制越要求高效率、高素质的政府调节。因为市场越完善、越有效，其自身历史的现实的所不能采取作用的领域越明确，政府调节的针对性便越强。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总会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对于这些新问题，已经发育起来的市场总有不适应的方面，因而总会要求不断引入并完善政府调节。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政府提供的东西更多，而不是更少。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不一定就小，而关键在于其执行的职能要高效而有力。

政府和市场的特性要求政府的职能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强。在生产力低水平时期，应倾向扩大市场调节，减少干预，而随着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政府可以而且应该不断增加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供给，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享受与发展需要。

（二）政府职能的界定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调节与政府作用有机结合的经济，市场调节的效率，政府作用的优劣，都取决于政府职能的准确界定。高效有力的政府管理是市场正常运行的必要保障。

1．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调节应着重总量调节。由于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分散性以及市场机制的不完备，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不均衡成为一种常态，必须引入政府调节以减少不必要的代价，这一点前面已有所分析。另外，对于一些生命周期长，又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生产，由于生命周期较长，一旦受到市场经济的严重冲击，在短期内便难以恢复，整个经济将遭受严重打击，因而需要政府采取干预。对于一些带有战略意义，同时又具有较大风险的领域部门的发展，相当大的成本和不确定的前景，也使这一部门单纯依靠市场难以实现充分发展，引入政府调节也成为必要。

2．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调节应是第二次调节⑥。市场调节是市场经济中第一层次上的调节，市场能够调节的政府就不必干预，而市场无力涉及，在资源配置上低效率时，则由政府再调节。当然，不是说政府的第二次调节重要性上不如市场调节，它是更高层次的调节，是总体上、全局上的调节。一般来说，现实中的市场调节以效率优先，而政府通过社会保障等方式进行的第二次调节则更为注重公平环境的营造。

3．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在社会物品一定的情况下，政府提供物品的增加，就是市场生产物品的减少，政府提供物品的多少是衡量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公共物品是人们生活享受与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内容，作为外部性的极端例子，市场往往体现出提供的不足，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国防、司法以及公共设施等纯粹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以增进国民福利，这作为政府的天职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对政府职能的经典界定上。而对于准公共物品，特别是无排他性，但却有竞争性的准公共物品的存在，因竞争性使得在对此类物品消费的增加必然使得其他人的消费减少，影响其效率的实现。此外，由政府提供此类物品，效用最大化驱动下的个人可能对其漠不关心，过度使用，从而引发对公共物品的损害。因而，生产力尚不充分发达期间，政府提供“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定义下的纯粹公共物品为宜。

4．“知识时代”的政府其意义更为重大。世纪之交，以人工智能产品为支撑的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它的出现引发了人类整个社会结构、思维结构、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分工和知识分散在广阔的背景下交互影响，政府作用在一些新的领域必会加强。由于知识本身信息化的要求，其在传播中可能会发生扭曲，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出于个别的目的，在决策中迟缓而保守，在知识分工深化的时代，这将使信息越发的不对称、不完善，信息在播种中失真，利益集团则会因拥有“垄断”优势达到超额利润。这时则需政府加强其追求扩大公共利益的倾向，推动共同利益群体的产生。另外，政府也有必要建立激励体系，最大可能地将信息转化为一种公共物品，以此减少信息不全带来的损失，尽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理想状态。

结　语

世界上十全十美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在亚当•斯密的经典模式中，一只“看不见的手”何等神奇，然而，以“外部性”为核心的天然缺陷却使市场失灵在所难免。政府——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以其独具的强制力介入经济，可是政府行为的“内部性”却使政府实施的是私人或集团的目标。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经济不再是纯粹的市场与政府的选择，而常常是两者不同组合的选择。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类选择了市场，但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却必然以高效的政府管理为依托，政府作用的加强成为了现代经济的显著特征。竞争有序的市场建立，大量基础设施的提供，科技发展的推动，政策计划的制定，还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切都必须有赖于政府积极有效的调节和干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说：“在稳定的社会中，政府干预的事情极少……但是在迅速转变的社会中，政府对任何事情都不能掉以轻心。”⑦而且“国家越落后，政府开拓的余地越大……因此，如果一个落后国家的不管是由于懒惰还是由于哲学信念，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那都是不幸的。”⑧我想，刘易斯半个世纪前的这段话，对于现今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来讲应该更具意义。

参考书目：

（1）[美]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段宏等译，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

（2）[美]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王玉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姚开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刘伟：《经济学导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

（5）陆丁：《看得见的手――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

注　释：

①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

②　参见[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姚开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

③　参见[美]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段宏等译，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④　参见[美]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段宏等译，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⑤　参见[美]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王玉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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