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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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01ms.com 文章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9 0:13:44  |
《方氏家谱序》云：“歙以山谷为州也，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以故故家旧牒多有存者。”［①a］封闭的地理环境，造成汉唐以降宗族聚居的格局，以至“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②a］。宗法制度下的农村社区生活呈现“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至，婚嫁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③a］的中世纪田园风光，历史在这里仿佛“定格”了。然而崇山峻岭并没有把徽州与传统中国的大环境完全阻隔开来。千百年来传统中国每一次动乱都会在这里引起回响。徽州与其它区域社会有共同点，它们都受社会整体的制约；徽州的不同点在于，宗族聚居的格局使其具有特殊的应变力。在传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它以“静”制“静”，以“变”应“变”，始终保持自身的稳定。《白虎通·宗族》云：“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对于宗族，我们往往较多地注意到相对静态的凑、聚，其实这凑聚是在“流”的过程中实现的。“流凑”之间宗族的动静分合正是徽州社会特有的应变力。本文拟就徽州方氏作出个案研究，并由这一视角来考察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的关系。
一
方氏并非徽州土著，其先原居于黄河流域，“世望河南”［④a］。方氏南迁并演化为“新安名族”的过程是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的。传统社会的变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周期性的治乱兴衰，而在王朝交替时，往往伴有外族入侵、农民起义、割据战争等社会动乱；其二是传统农业社会处于相对的静态；其三是传统社会转型，它与周期性的治乱兴衰相交叉，变化更为复杂、深刻（关于后二个方面，将分别在本文第二三部分论述）。
方氏迁徙江南的背景是汉末的社会动乱。当时在汉廷任司马长史的方纮，“因王莽篡乱，避居江左，遂家丹阳。丹阳昔为歙之东乡，今属严州，是为徽严二州之共祖也”［①b］。从明刻本《新安名族志》来看，方氏是其收录的７８个名族中最早移民徽州的。纮二传为储，东汉和帝时方储以贤良方正对策为天下第一，任博士迁议郎、洛阳令、太常卿，死后追赠尚书令、黟县侯，葬淳安城内，立祠享祭。方储死后被逐渐神化，撰于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年）的《开国公家世行实》称方储“博经文，辨图谶；讲孟氏易，善星文，占吉凶，知未来，察奸谋，预知灾异”［②b］。宋明帝加赠方储为龙骧将军、洛阳郡开国公。唐监察御史张文成撰文立碑云：方储“生平之日，羽驾乘空，仙游之时，蝉脱而去，咸以公为仙化，莫知所归，共建祠堂，以时祭享”［③b］。方储祠堂后被称为方仙翁庙。宋政和七年（１１１７年），徽宗赐以“真应庙”额。《敕赐黟侯真应庙额》载道：方储“号仙翁，遂立庙，系在祀典今千余岁，前后灵迹不少。近年以来或因久旱，或苦淋雨，公私所祈，无不感应。所勘青溪县初乃歙之东乡，因储父子避地始为州县，故其庙正当县郭冲要之处，远近祈祷必会集其下。每岁春夏之交，虽邻近有疫疠，惟此无一疾病，实神以安也，委是功德及民最为深远”［④b］。生前显赫，死后神化的方储虽然不是方氏始迁江南的第一人，但由于仙翁庙、真应庙逐渐成为方氏子孙结集的场所，“每岁仲春（今用季春）三日诞辰，子孙陈祭行三奠礼，读祝升歌，罗拜其下，祭毕聚饮欢洽而散”［⑤b］，因此方储成为宗族崇拜的偶像，方氏认同的标识。清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年）撰修的《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将方氏世系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为《原始世系》，追溯方氏受姓的经过直至迁徙江南，封黟侯建庙祀，共１１３世。方氏以雷为鼻祖，据说雷是榆芒帝的长子，有“破蚩尤于阪泉，斩永曜于涿鹿”的功绩，被轩辕封于方山，“因封赐姓，所传伏羲后六姓方居其一”［⑥b］。《原始世系》失之邈远难征，方氏后人已指出：“自雷祖至回公历年未及四百而传世四十有五，窃有疑焉”［⑦b］。其二为《统宗世系》，自方储１世起至１２派始迁祖汇而图之。由于原始世系以方储之子辈为１１３世，方储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列为统宗世系第１世。其三则为《分派世系》。
方储有三子，其长子仪之后，迁湖、常、鄞、滁、仁和、南海、莆田、兴化、九江，以莆田最盛。其次子觌、季子洪之后流布亦广。汉唐间居住于歙东乡及浙江省交通便利处的方氏，主要是觌与洪的后代。这近千年的时间里，有关方氏宗族活动的记载甚少。除上述方仙翁的祭祀活动外，东晋咸和年间方氏８世藏曾撰修《方氏历代谱牒》，“考姓氏之源流，据年代帝号著世次，而衍真传，奕叶相承”［①c］。方氏《原始世系》当出藏之手。此外，根据宋明帝对方储的追封以及宋政和五年（１１１５年）《方氏续修谱序》的记载，汉唐间方氏封侯伯以上者有３１人，可以断定当时方氏在江南有相当大的势力。
方储定居的歙东乡于建安十三年（２０８年）建置为始新县［②c］，到隋文帝仁寿三年（６０３年）新安县（由始新改名）改隶睦州［③c］，从此不再属徽州。汉唐间方氏的活动并不限于歙东乡，他们与徽州本土（不含东乡）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例如方储炼丹处即在歙县柳亭山（今名霞坑）。但是，方氏向徽州本土大规模移民，建立宗族定居点，则是在唐代末期了。
最先向徽州本土迁徙的是方储季子洪的后代２９世羽。羽的父亲肃于唐文宗七年（８３３年）登进士，任杭州仁和县令，三年后迁桐庐万户，始居白云村，为白云村始祖。肃有三子，长子ｈｕī翚无传；次子干唐僖宗时以诗名江之南，人称玄英先生；羽为季子，也善诗文。干和羽是方氏迁徙徽州本土１０个大派的共祖，十分重要。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十二月（８６０年１月）裘甫率众起义于浙东，这场历时七个月的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震动了整个浙江。咸通元年（８６０年）羽率家人退避到“居万山中”的歙县茆田。《联临分派世系》载羽小传云：“唐咸通元年与从孙甲之子景云避裘甫乱，挈家寓居歙西临河，筮者告以遇田则止，于是卜筑茆田，颜其庐曰师古，读书自适，因以家焉，是为联临派始祖”［④c］。羽五传琪迁联墅，珍居临河。联墅、临河隔丰乐水相望，与茆田相近，形成联临派的基本格局。
第二支迁入徽州的是３３世杰兴。杰兴乃方储次子觌之一脉。后唐长兴元年（９３０年）由歙东乡迁居歙县。《灵山方氏宗谱序》（１５４３年）记述其迁徙的原因是“避五季之乱”。杰兴是为灵山派始祖。第三支迁入的是３３世景玘。景玘乃方储季子洪一脉，系２９世干的后裔。《方村分派世系》载，“黟侯三十三世孙景玘公字公玉，仕唐为浙江廉使，致政归田，值世变乱，避地而居于歙南，以姓名其村”［⑤c］。第四支则为第３４世承威，字可畏，又名彦成、三公。承威系干之后裔。关于承威迁徙瀹坑的原因，《方氏会宗统谱》卷七《瀹坑派始迁》的记载是：“宋景德甲辰（１００４）自古睦州白云村避仇而迁歙南方巷井坞，即今瀹坑，是为瀹坑派始祖”。《方氏族谱序》（１５２５年）则认为：“三公，又曰彦成，值唐末藩镇割据自白云源徙歙之瀹坑。”该谱另一篇序言也说：“有三公者当唐末藩镇割据自桐庐迁歙之瀹坑”。上述两说，时间上互异，原因也不同，但不管是避仇还是避乱，社会的动荡不安是引起承威这一支迁徙的原因。
唐末五代的社会动乱造成了方氏第二次迁徙，他们由歙东乡、桐庐向徽州山区移民，从而促进了地域社会的开发。据《新安名族志》的不完全统计，汉晋南朝时迁入徽州的有１３个大族，占７８个名族的１６．６％，而唐朝、五代迁入徽州的达３７个大族，占总数的４７．４％强。就方氏而言，参与明初宗支合同的１０个大派中的４个是在这一时期迁居徽州的。可见。唐末五代是向徽州移民的第二次高潮，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由汉代方纮开始的第一次移民潮。
社会动乱是方氏向徽州山区迁徙的第一位原因。宋代佘坡分派的形成直接与方腊起义相关（在本文第二部分论述）。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造就了歙淳方氏的最后一个分派－－磻溪。磻溪派始祖天泽是方储５４世裔孙，属干的一脉。天泽原属苏村派。苏村位于徽杭通道一侧，居交通要冲。《磻溪成性派·天泽小传》载：“元至正壬辰（１３５２）寇氛扰攘，乡曲备历艰危，继以征敛繁杂……祖居当孔道，因避地卜迁，与诸父昆季徙于磻溪家焉”［①d］。《方氏族谱》（磻溪成性堂抄本）对天泽迁徙的经过及原因作下述说明：“因红巾作乱，祖居地当孔道，避于磻溪之上。待洪武定鼎始偕昆季卜居，后裔奉为成性祠始祖，是为成性派”［②d］。磻溪在深山更深处，安全自然更有保障。
方氏迁徙的第二个原因是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③d］，方氏移入山川平衍处聚族而居，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人地矛盾必然会尖锐起来。于是有进一步的分支迁徙，从而使山区的开发向纵深发展。３４世承威迁居瀹坑后，到第４１世子华迁瀹潭，其间经过６代１５０年左右的时间。《瀹潭分派世系》指出子华是因“派衍繁盛，人稠地隘，乃于南宋绍兴间去井坞里许卜基，筑室而居焉”［④d］。人地矛盾也是桐庐白云村方氏继续向徽州迁徙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经商或宦游。例如，环岩派上路口支第４３世千，“宋末时商游滁州，留家全椒县”。从千的小传还可知，千“尝游蜀中，倦还江南，因睹滁之全邑峰峦秀拔，遂寄籍焉”。可见千曾在四川经商，后又商游全椒，最后定居该地。
分析上述方氏迁徙的原因，可以看到歙淳方氏１２派（康熙九年１２派订立轮祀柳亭山真应庙合同，比之洪武四年１０派宗支合同增加２派）中有６派是因社会动乱而迁入徽州的，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是在唐末、五代。另有４派则是因人地矛盾而迁徙的，其中有３派是由瀹坑分支派生的。其时间则主要是南宋。此外，还有苏村、环岩２派始迁原因不明。以商业和宦游迁徙者均未直接构成大派，但１６世纪后，因商业迁徙者在远地构成新的门、房支系则甚多。
从汉末方纮始居江南歙东乡，到唐末、五代向徽州山区的迁徙以及南宋时在徽州境内的进一步分支移徙，与中国古代北方士民三次大规模南迁大致同步。三次南迁是传统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表象，同时对江南的开发起着积极的作用。淳熙《新安志》卷一《风俗》云：“其《新安》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浸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方氏等“中原衣冠”不仅使徽州经济得到开发，而且也使其成为文化繁兴之区，以致有“朱之厥里”、“东南邹鲁”之称。汉唐五代中原各大姓向徽州的移民是以宗族群体的形式进行的，而徽州山区也以它的怀抱使宗族制度得以长久保存，从而形成独特的徽州地域文化景观。
二
方氏以动态的迁徙来应对社会的动乱。当着方氏在新的生存空间定居下来时，便迅速地复制宗族组织，以“静”制“静”，恢复相对静态的农业社会生活。说相对静态是因为随人口的自然增殖，宗族还会有新的迁徙活动，各大派继续分支，不断地向人口更为稀少的地区拓展。方氏在迁徙的过程中，保持着清晰的统系，有严格的世代区分。方氏１２派均出方储之后，其中方储次子觌之后有灵山、环岩２派；季子洪之后则以２９世干、羽兄弟分支。干之后有方村、瀹坑、瀹潭、潜口、沙溪、苏磻、磻苏、佘坡、柘源９派；羽之后则有联临派。１２派有着共同的始祖崇拜，有着固定的祭祖节日（９月初６）。凡统系、世次不明者不予认同。环岩《方氏族谱序》（１５６１年）指出：“希道公乃由淳安徙今歙县，又再传至念五公乃徙环山居焉。历宋至元，子孙蕃盛析居岩镇等处。故今新安诸方虽各有显官腴室而念五公之派终恃不肯轻与合。”《灵山方氏宗谱序》披露了这样的事实：成化年间灵山方士贵请兵部郎中方嵩为宗谱撰写序言，方嵩要求看谱，而士贵仅给他看了其它序言。根据这些序言，嵩只能“悟其大概耳，而索诸全谱则弗克也”。究其原因则是防止世系图外泄，以免同姓冒认宗亲。所以嵩在谱序中就此发表议论：“余虽愚，非欲援引以求通亲或稽考，而渥洽之两相资焉，而借重于世也。”潜口派富源支《方氏族谱序》（１５２５年）介绍了富源派与桐庐方氏认同的经过：“方氏族谱书成，携过桐庐访玄英之遗裔，会族长曰冕者出其谱相参订，上下数千年靡不符契，于是叙族讲好。”反之，如苏磻派分迁杞梓里支下方村头裔孙，虽也积极参与方氏统宗祭祖活动，但因世次不明而不准入统宗图系，“以俟续考订正”［①e］。这就造成极强的群体归属感，从而有利于方氏在新定居地以整体的力量与其他族姓争夺生存空间。在山多田少的徽州，这种争夺往往是十分激烈的。
笔者曾往徽州方氏聚居地考察，深深感受到宗族是适应传统农业社会生活的较为成熟的生存系统。例如磻溪，距苏村３里，旧时只有山间小道可出入。群山环合中，一线源于浙江的昌源水穿过这里，注入新安江。磻溪村便在昌源河谷。明初方氏宗族迁入后，即组织人力、财力，拦河筑起４道石堰，枯水期可储水，平时则抬高水位，保证生活和生产用水。这４道石堰现在已遭破坏。数十年前，村周山头还是树木参天，因有祖坟，不准砍伐，生态得以保持平衡，现在山木几乎已被砍伐一空。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保持生态平衡是徽州山区宗族的一大功能。这也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宗族聚居，子孙繁衍，必然会有贫富的分野。《续方氏家乘序》（１４６４年）云：“凡同方姓者虽贫富不齐、贵残殊位，皆吾纮祖储仙之遗裔，其遇高年长者咸宜尊敬，于茕独孤弱变必加恩意焉，如此斯有以广念宗敦族之义，又有以致竭诚事天之孝，庶仁义之流演而吾族之益盛容漫没乎？！”因此，宗族以族产收入来泽惠族党、救济贫困。宗族抚孤恤贫的义举缓和了其内部小农的分化，使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进行。这些小恩小惠，族人之外的佃仆是得不到的。但歧视、迫害佃仆现象，在徽州很普遍。嘉靖《徽州府志·风俗》称：“其主仆名分尤严肃而分别之。臧获辈即盛赀富厚，终不得齿于宗族乡里。”宗族与佃仆之间的对立状态，掩盖着宗族内部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的事实。所以在徽州我们可以看到佃仆的反抗斗争，却少见农民起义。瀹坑派５５世方时翔的传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明季无主荒馑，后不逞者乡纷起，群仆而叛，族哄而攘，君首创富室醵金饷贫，联络拳勇，名以御外侮而实杜内衅”；“本朝（清）既定鼎，山寇犹在在窃发，乡之悍仆杨继云恃勇为乱，肆害本乡，屡捕不得，一日忽至众怖甚。君乃帅乡之有力者密谋之，先藏器械诱之至，突起击之仆地，村众继至共杀之，余党皆骇散。巨害既歼，乡遂宁静。”［②e］方时翔是个“往来大江南北间，转移贸易，以时伸缩之”的客商，后归乡置产，成为族中大地主。在对待“族哄而攘”上，时翔“首创富室，醵金饷贫”；在对待“仆群而叛”，方氏则[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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