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资本—劳动比率，投资效率，经济增长，投资体制，资本深化

　　2004年11月22日，吴敬琏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上发表署名文章，在题目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几千字的长文中指出：以“重化工”为主导的重型化经济增长会给中国带来危险，“重型化”的快跑将使中国遭遇能源危机，霍夫曼这个主张发展重化工业的19世纪时期的粗放增长型理论并不适合中国。事实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近些年已出现明显的“重型化”特征，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资本与劳动比率失衡的现象。这表现为，资本增长率或资本存量的增长率要明显快于劳动力增长速度，我们从近年来中国投资增速与就业人口的增速比较中可以获得这一证明。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中国的就业率会有所下降，同时GDP却会较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当就业率不变或有所下降时，中国较高的储蓄率与外资的快速流入所能提供的积累形成了更多的资本积累，最终使得产出超过了正常的经济增长率水平。套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过热及经济过热现象。2003年以来，抑制过热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第一关键词，而导致过热的正是钢铁、建材等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过度投资。不可否认的一个经济事实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多年来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工业化是推动我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因。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经济发展却出现了与政府所推动的新型工业化发展目标不同的趋势，目前我国的工业结构正在出现大规模向重化工业转移的趋势，这是一个消耗资源的过程，也是资本积累的加速期。这一趋势的出现将进一步恶化我国经济中本已出现的资本深化现象，对于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造成一定的困难。

　　一、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深化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重要发展趋向，一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另一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的进程，这二者结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制造业生产基地从发达国家地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重要历史趋向。工业化的进步，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业比重下降和工业比重上升，标志着发展中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工业的增长中主要部分来自制造业。尽管中国是一个体制转轨的经济，但是它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却类似于新兴工业化战略的模式，并可定义为工业化推动型的。中国曾经有超过70%(现在为63%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但是，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类似，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的却不是农业部门(只有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个例外)，而是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扩张。工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的45%左右，而来自农业部门的贡献只有10%，而且这个份额还在下降之中。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事实上是一个由制造业部门而不是农业部门驱动的。在理论上，工业化类型的增长格式接近于新古典的增长模式。较高的储蓄率和快速的资本形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工业化的进程应该能维持更长的时间。只要资本的形成能够吸引并匹配更多的劳动，中国经济离开增长的“稳态”还将有相当长的距离，经济增长的空间还会很大。但是，我们的经验观察表明，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却发生了显著而快速地上升，也就是说“资本深化”在我国过早的出现了。其具体表现为我国在近几年中资本—劳动比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根据相关资料表明，中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发生显著上升的时间的确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以后。这首先可以从我们计算出的整个经济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格式得到证实(这里使用的是张军和施少华(2000)整理的1978-1998年间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总量数据，作者对1998-2004年间的数据进行了补充)，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经济部门中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率的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头10年，中国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基本是变化不太显著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加速。所以，大体上，1989—1990年似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也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同时观察到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加速提高了。尤其是我国近几年向重化工发展的趋势，加速了我国资本密度的上升。但是，随着资本密度的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将出现递减，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

　　二、资本深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不容置疑，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资本、劳动、技术、资源)，资本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中后期以来，经济的增长率却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过早出现的资本深化已经开始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

　　(一)引起投资效率明显下降

　　我们知道，资本相对于产出增长的速度表现为资本的边际效率或者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因此，观察资本生产率变动的一个量标就是观察“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依据索洛(Solow,1957)发展出来的关于增长核算学的一个简单分解方法，在不变的规模报酬、外生的技术进步和竞争市场的假设下，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分解成：

　　g_y=αg₁+(1-α)g_k+e

　　其中，g_y，g₁和g_k分别是产出、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α是劳动的产出弹性，e为索洛残差，或者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PP)的增长率。在我们这里，它可以反映或者捕捉技术或动态效率的变化。经过变换，我们就可以得到资本—产出比率增长率的表达式：

　　g_k-g_y=α(g_k-g₁)-e

　　或者g(K／Y)=αg(K／L)-g(TFP)

　　在现有的文献里，资本的边际效率常常用“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简称ICOR)来衡量。而且边际资本—产出比率是一个更容易计算的指标。因为根据定义，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是资本存量的边际产量(dY／dK)，即产出的增量与资本存量变动的比率。因为资本存量的变动(dK)等于投资流量(1)，因此，在总量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又可以用GDP的增量与投资的比率(dGDP／1)来表示。显然，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dGDP／I)的倒数：

　　ICOR=I／dGDP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在表1计算出了1980-2003年中国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并将5年移动平均的ICOR的变动格式描绘在图2中。图2非常清晰地显示，改革以来，中国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在维持了10多年的近乎常量之后，从1994年开始急剧上升了，意味着投资的边际效率在1994年以后显著恶化了。

　　因为资本—产出比率(K／Y)等于资本的产出弹性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的乘积，所以，图2显示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格式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产出比率的类似变动轨迹。根据我们前面计算的数据可以看出，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也大约同时在1993-1994年开始急剧上升了。

　　一方面，当资本增长率远远高于劳动增长率时，需要由较高的储蓄率来支撑，由此形成了消费不足及就业率下降的明显趋势；另一方面，当资本增长率或资本存量不断增加时，加上技术进步作用的效应弱化，使得资本或投资本身的报酬递减，失去了经济增长支撑本身的能力，由此也出现了投资效率低下的增长现象，经济增长转向非集约型方式发展。

　　(二)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

　　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如表2所示。

　　为了更为直观的看出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间对应的关系，我们把表格中的数据绘画成图形，如图3所示。

　　从以上表格中的数据以及绘成的图形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固定资产投资在GDP的比重基本在25%左右浮动，但到了90年代以后，这个比重发生了显著而且快速的上升。尤其是最近几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要达到50%(2004年已经超过50%)，充分显示出资本增长率的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经济体内日益活跃的投资活动，以及资本增长率的不断上升，使得国内资本急剧扩大，大量的资本沉淀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内，同时投资效率的恶化又使得资本的效率越来越低，经济的发展不得不陷入依赖更多的投资和资本来推动的局面，经济的发展向着投资需求水平完全主导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向倾斜。也就是我国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话，必然要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其结果是投资需求在GDP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也就是说近几年内我国目前I／GDP比重过大的局面不会有大的改观。

　　(三)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资本深化的趋势使得我国的工业向重化工的方向发展，经济的发展更多的以资本来代替劳动，其结果是在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效率进一步缺失。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削弱了，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没有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从2003年以来我国这轮的投资热可以看出，目前主要的投资集中在重化工业业和建筑业上，而我们知道这些部门都是高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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