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在我国50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了年均7.9%的增长速度，其中，计划经济时期（1953～1978年）年均增长为6.5%，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1978～1999年GDP年均增长为9.6%，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因而这一时期的增长速度不仅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3%的速度，而且比新兴国家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要长。“十五”时期是21世纪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我国为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就“十五”及2015年期间而言，在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之后，是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还是进入低速增长区？其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多少？与实际增长速度的差距有多大？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机制和成因方面分析，经济的走势是处于高速度波动调整方式增长？还是处于中速增长的循环波动？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我们认为，未来5～15年中国经济要保持过去20年的高速增长是比较困难的，其原因：一是经济增长受需求约束越来越明显，而且通常要比资源约束型经济的增长慢；二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向以质量效益型为特征的集约增长转变，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增长速度；三是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看，一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之后出现一定程度的减速趋势，是一个普遍规律。因此，无论从国内增长潜力看，还是从国际经验看，无论从经济增长的中长周期趋势看，还是从追求结构优化及增长质量的政策目标看，均难以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因此未来的经济增长将在“中速”区间内运行。

    表1　日本、新加坡、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幅度及其时间

　　国家　　　　时期　　 GDP增长率　　人均GDP（美元）变化
　　　　　　　　　　　　　　　　　期初　　期末　　增长率
　　日本　　　1956～1973 　9.8  　268   　3829   　15.9
　　新加坡  　1966～1984 　9.9  　710   　6439   　13.0
　　韩国    　1963～1989 　9.0  　146   　5000   　14.1
　　中国    　1978～1998 　9.7  　223   　770    　7.8

  　选择从高速转向具有“较快增长”为特征的中速，可借鉴的先例是同为亚裔并且有着曾与我们差不多高速度增长的日本、新加坡和韩国，以此来看可供我们选择的发展路径。在高速增长之后，减速趋势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日本的经济减速后进入长期低速增长区；另一种是韩国在高速增长实现经济起飞后出现的调整期，但并未进入长期低增长区。这就说明一个国家由经济起飞到工业化完成，有一个相当长的较高速增长时期。表1列出了日本、新加坡、韩国从经济起步到基本完成工业化、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期间经济发展情况，即在一定条件下，保持经济长期的较高速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进一步分析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到1999年，我国人均GDP仅为800美元左右，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为经济起飞阶段；在2000～10000美元为加速成长阶段；在10000美元以上为稳定增长阶段。我国人均GDP要从8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还需要增长2.5倍，以年均递增8%的速度计算，至少需要增长12年，即到2010年。而人均GDP从800美元到6400美元，以年均增长7.2%的速度，至少需要到30年，即到2030年实现；要达到人均GDP为12000美元，以年均递增7.0%的速度计算，至少需要40年，即到2040年才能达到目前韩国的水平，即使在2030年的基础上，10年中也要平均年增长6.5%；而我国要在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即人均GDP为20000美元，则需要以年均达到6.6%的增长速度。即使我们保持前高后低的增长速度，在2015年之前也应达到7%～8%的增长速度，而在2015～2030年保持6.8%的增长速度，2030～2050年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才能实现上述目标。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仍然很低，许多研究表明我国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在产业结构、消费方式、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特别是效率提高和结构调整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和西部大开发带来的市场空间，都将为推动中国经济较快增长作出贡献。因此，随着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启动，我国在“十五”～2015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应处在中高速增长阶段，而且有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新一轮周期变化，GDP增长率从1990年的波谷3.8%，迅速上升到1992年的波峰14.2%，以后逐年平稳回落，7年回落了7个百分点，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1%。就1999年下半年以来，出口回升，物价降幅缩小，这是否认为经济出现了拐点？从近几年的经济运行实际结果看，似乎没有证实出现拐点的判断。从长远来看，自5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表现出一种周期性波动的现象，这种周期性从根本上讲是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运行机制上的一种反映，而一些非经济因素比如政治运动、政治事件等的影响，又放大和加强了计划经济体制性的周期波动。但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虽没有摆脱周期性波动，但却出现了一种波动幅度逐渐缩小的趋势，特别是“九五”以来，经济增长率呈现逐年平衡回落。尽管近两年政府运用宏观政策刺激需求的力度相当大，但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并没有明显的跟进，人们所预期的拐点至今仍不明显，对此我们将在以下面进一步分析。出现这种新情况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已悄然发展变化，经济增长已由八九十年代的平均9%～10%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新世纪年均7%～8%之间波动幅度比较稳定的新阶段。作出上述判断，主要基于这么三点：一是我国的政局稳定、社会稳定，改革和发展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我们不仅已经争取到了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在下世纪较长时期内仍能继续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二是我国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市场需求约束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增强，我胶有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具备的潜力巨大的市场；而新一轮结构调整，是以结构优化升级为目标，难度要大得多，问题要复杂得多。三是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国际金融进入一个大的调整期，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程度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为此，我们在分析今后若干年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基础上，利用生产函数模型、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十五”及2006～2015年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了测算；利用经济周期理论，在季度周期模型以及在三次产业结构相互协调和三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分析的基础上，对2006～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作出趋势预测，并给出预测结果的因素分析。

    二、“十五”及2006～2015年经济增长潜力和实际增长预测分析

    为了对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把握有一个科学基础，我们以计量经济模型的预测为基础进行分析。这个预测模型分两个时间段，即“十五”计划（2001～2005年）和2006～2015年，在先不考虑外生性因素下，从模型中得出基本结论；然后将主要的外生性因素考虑进来，对模型结论作适当调整，得出最终的判断。

    （一）我国未来15年经济增长潜力预测
  　我们假定“十五”期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过去20年基本相当，年均增长3%左右，在2006～2015年提高到年均增长4.5%～5%左右。利用生产函数模型进行测算：在“十五”期间，我国潜在的GDP增长率将达9%，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提高到35%～40%以上；2006～2015年的GDP增长潜力达到8.5%，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提高到40%～45%以上。

    （二）“十五”实际经济增长率在7.5%左右
  　在预测模型中，假定2000年增长速度为7%。按照低速增长路径，“十五”期间居民收入和投资需求年均递增分别为5%和10.7%，实际经济增长率为7.5%。按高速增长的路径，居民收入和投资需求年均递增分别为5.1%和14.6%，出口将增长8%左右，净出口增长将在3%～5%，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8%，其中第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5%、9%和8.5%，工业增加值增长率8.9%。如果将模型中难以反映的因素考虑进来，按照这两个增长路径得出的结论可以作适当调整。这些因素包括：一是“九五”末的速度有可能高于7%；二是1993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已经持续7年之久，从经济周期规律看，应在“十五”期间的前两年回升；三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增长在经过连续几年调整后，普遍预计在21世纪初会有所加速。这就是说，上述两个增长路径都有可能被推高。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在7%和8%之间取一个中值，即“十五”期间年均实际经济增长7.5%左右。

    （三）2006～2015年经济增长争取实现7%
    根据上述模型结构，外推2006～2015年的增长趋势，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低速路径的经济增长年均为6.5%；高速路径的年均增速为7%。如果按照“十五”增长7.5%的模型结构对后10年进行趋势分析，经济增长年均递增7.4%，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1%、8%和7.7%，工业增加值增长8.5%，人均消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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