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中国1981-1998年私人（企业）部门每元资本的净产值率进行了估计（表3.1）。其中，(1.1)式是对包括规模报酬递增和固定不变两种设定的方程(4)的估计结果，k的系数估计不显著异于0，从而直接支持有约束的规模报酬递增假设。此外，如规模报酬固定假设正确，那么公共资本g和私人资本k的系数应大致相等但符号相反，我们对这一原假设β[,2]=-β[,3]进行了Wald检验，其F-统计值和x[2]-统计值都为0.42，但显著程度分别仅有0.53和0.52，拒绝了规模报酬固定的原假设。此外，我们也按规模收益不变假设进行了估计即(1.2)式，其中n-k的估计系数不显著，也说明规模报酬不变设定不合理。因此，我国私人部门经济的生产技术，总体上拒绝了规模报酬不变假定，而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性质。

 注：估计时都经过了广义差分变换以矫正自相关，[* *]指在5%水平上显著，[*]至少在0.1%水平上显著。
    在按规模收益递增假设估计的(1.3)式中，各个变量均很显著而且具有合理的符号，即使是校正后的可决系数也接近于1，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和解释力相当优良。其中，我们对常数项和线性趋势项估计的符号与Otto和Voss(1994)相同。劳动和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估计分别为0.35和0.55，私人部门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65，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小于私人资本是正常的。我们关于公共资本产出弹性的估计，在数值上与Aschauer(1989c)、Dalamagas(1995)和Wylie(1996)的上限结果比较接近，公共资本每增长1%，可使企业部门资本要素在生产率增长0.55%。在所有的估计中，cy的符号均为预期的正号，说明以本年和上年通货膨胀率之差表示的通货膨胀加速度是顺周期的。
    我们估计的企业部门产出关于公共资本的弹性较大，其原因可能在于公共资本中的电力交通通讯资本的生产力较大：电力、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是核心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是现代知识经济的重要内容，与生产和生活消费最为直接和紧密，其正的外部性效应相当显著，具有不可低估的生产性；建国以来我国长期是基础设施欠帐太多，但改革开放后基础设施逐步得到加强，例如1981-1998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固定资产名义投资年均增长28.7%，大大高于工业部门18.3%的速度，使我国的铁路、码头、机场、高速公路和通讯等设施迅速改善，另外电力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些“瓶颈”制约的缓解和消除，“挤进”大量的企业投资特别是外资和民间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所以，以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业发展为核心的公共资本积累，不但扩大了投资和消费需求，而且促进了社会总供给的增加，对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起了较大推动作用。

    以上我们利用生产函数框架，评价了中国公共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发现其产出弹性大约为0.55，说明公共资本对市场化部门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其政策含义是在政府职能转换和实行公共财政情况下，国家直接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但不能忽视对基础设施或具有自然垄断行业的公共投资。特别是在当前财政以“吃饭”为主和国内需求不足情况下，更应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在加强国有资本金运营基础上，目前财政增加公共投资，扩大投资需求和促进经济增长，可重点考虑以下政策选择：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主要是控制行政管理费，压缩“吃饭”支出比重，为公共投资挤资金。首先，按市场经济原则，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在职能上缩小政府。二是继续改革政府机构设置，消除按行业设置机构造成机构总体庞大、职能交叉弊端，改变所有政府机构都垂直设立、上下对口的分布格局，从组织和人员上精简党政机构。三实行零基预算，严控公用经费，特别是改革会议、公车和接待制度，减少会议费、车辆费和招待费的支出，在费用上缩小财政的供应范围。最后，许多事业单位可逐步推向市场。另外，通过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和其他财政支出，增加公共投资的可支配资金。
    ——积极推进费改税。当前为提高税收占GDP比重增加财政投资可用资金，不宜采取提高税率增加税负办法，而应在从长期着眼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同时，中近期把重点放在整顿非规范的政府收入分配上，有效扩大税基，提高各种税率的加权平均税负。另外，目前有些公共建设性质的资金采取收费办法，而且大多是在预算外管理，既不规范也不利用监督提高其使用效率，并扰乱了分配秩序，也要求进行费改税纳入预算统一管理，弥补财政在一些基本公共（设施）领域的投资职能缺位。费改税以后，一方面通过预算监督提高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促进经济增长与税源扩大，在长期增加公共投资可用资金。
    ——增加国债发行。发行国债是各国进行公共投资的常用手段。虽然近两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国债发行缩小了我国的发债空间，但这种负面影响远没有达到极限，国债负担率大大低于国际公认60%的警戒线。从可行性上看，我国居民特别是机构投资者还有巨大的应债潜力。因此，宜通过制定稳健的长期国债政策，为公共投资提供稳定的融资来源。另外，借鉴国外经验，逐步在适当时候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国债特别是市政债券，增加公共投资。例如美国1992年的国债总额中，联邦债务占75.4%，州和地方政府债务分别占9.4%和15.2%(Wallis,2000)。
    ——加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于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公共财政在当前的西部大开发中，应主要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促进西部地区发展。中央在这方面应增加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建议中央恢复对西部民族地区每年补助递增10%的规定；对西部落后地区上划中央“两税”收入的增量全部返还；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过渡期转移支付；调整现行专向拨款补助项目地方配套政策，对落后地区的专向拨款包括国债专项建设资金，地方所需配套资金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以增加西部地区的公共投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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