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获得控制权的外资企业来说，转移利润是其在华战略的重点。其主要方式无非是通过技术转让费或引进关键零部件，将在华利润甚至银行贷款转移到其国外总部。

　　厦门唯开手机的前身是厦门中桥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简称厦门中桥)。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厦门中桥已是我国传呼机市场的老大，并拿到了当时紧俏的GSM手机牌照。

　　2001年，厦门中桥总经理因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国家出口退税被立案调查后外逃。韩国手机电池生产商——唯开株式会社借机将厦门中桥并入旗下。在随后的几年时间内，利用厦门中桥几千万元的可抵押资产到当地中资银行贷款近1亿元。在此基础上，唯开手机的韩国籍法人代表李相澈以个人信誉为担保，向中资银行贷款约4亿元。

　　然而，在不到5年时间，唯开手机从年销售额达9亿元的黄金经营期一下子掉入了资金黑洞，资金链彻底断裂。如今近5亿元银行欠款、数千万元的拖欠货款、数百名员工的解聘等“烂摊子”被丢给了厦门市政府，韩国籍法人代表李相澈逃之夭夭。

　　值得注意的是，原本在韩国名不见经转的唯开株式会社，在进入中国的几年时间内，其韩国总部在首尔价格不菲的地段竟盖起了一栋高级写字楼。

　　公司内部的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唯开手机的原材料采购都由韩国总部负责，其采购价格大大高于这些原材料本身的价值。由于国内手机行业通常是经销商先付款后提货，因此“唯开手机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吸纳大量的经销商货款”。此外，唯开在厦门各大银行大量贷款，总额近5亿元。中国银行厦门分行等7家中资金融机构遭受重大损失。

　　与产业投资者不同，金融投资者不断追求利益最大化。深圳证券交易所办公室徐良平说，一旦合资企业上市无望，金融投资者往往将企业卖给较具资金实力的海外产业巨头。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投资者一般也是从参股到控股，其中中方股权分散往往使得金融投资者有机会全面收购。福建南孚电池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1999年南孚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帮助下，找到摩根斯坦利作为新的投资者。南孚电池最初的四大国有股东：南平电池厂、香港百孚公司、福建兴业银行、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公司福建分公司以南孚69%的股份作为出资，外方以1500万美元作为出资，合资组成中国电池有限公司。其中，中方占51%股份，外方占49%股份。但是，中方股权分散，四大国有股东分别持有少部分股份。

　　当时，南平市政府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通过这些运作，南平市得以引来外资；另一方面，南孚今后通过上市解决未来融资问题。因此，中方依然能够控股南孚电池。然而，正是这次看起来“无懈可击”的合资为南孚电池埋下了苦种。

　　合资公司成立不久，百孚公司出现巨额亏损，向摩根斯坦利出让了中国电池8.25%的股份；接着，摩根斯坦利收购了原属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公司福建分公司的股份；2002年，摩根斯坦利通过增资又获得了部分股份，最终控股南孚72%的股权。

　　由于种种原因，南孚电池上市困难重重。在进入南孚四年后，摩根斯坦利急于套现。最终，摩根斯坦利在2003年以1亿美元的价格将南孚电池卖给美国吉列集团。两年后，美国宝洁集团又以57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吉列全部股份，成为南孚电池的新东家。

　　南孚电池至此经历了一次从金融投资者到产业投资者的转卖。去年10月，宝洁公司要求将南孚电池账户的7亿元人民币存款，从中资银行转入外资银行。并企图违反与南平市政府的承诺，欲以大股东的身份，在南孚公司分红，而不是把南孚的利润留在南孚进行再投资。由于南平市政府坚决反对，才暂时阻止了宝洁公司的计划。

　　专家们担忧的还有，国际游资正在借“中国概念”圈钱炒作。在跨国公司参与国内企业并购时，国内企业往往要在产业投资者和金融投资者之间选择其一，一些大型企业出于避免同业恶意并购等原因，往往选择与金融投资者合作。但一些金融投资者并购我国企业，说穿了就是包装后转手出售，通过资本运作套现获利。

　　值得重视的是，国内一些行业龙头企业与金融投资者的并购协议中，往往附加了一些“保护性条款”，如一些并购案中，明确规定纳税地不变、管理团队不变、品牌不变，同时要求合作方投资扩大生产等，希望借助合作提升企业国际化水平和满足资金需求。但这些“保护性条款”往往难以得到真正落实。

　　无锡威孚是国内油嘴油泵行业排头兵企业，但与德国博世公司合资后就被要求只能生产欧Ⅱ以下的产品，不能开发与生产欧Ⅲ产品。在被并购前，南孚电池已经打入国际市场，可现在，为了“避免”和母公司争夺市场份额，南孚不得不改变经营方针，完全停止了产品出口。

　　外资掌握了多个产业的控制权

　　拥有资金、管理、技术等优势的外资的进入，对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带动相关行业的产业升级起到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同时，由于缺乏战略防御机制等原因，我国许多领域的产业控制权实际已经易手，产业升级的成果也为外资摘取。一些企业甚至放弃了苦心经营多年的自主研发平台，沦为外资的加工车间。

　　随着外资在国内战略并购和“独资化”趋势的加剧，这一现象更显突出。在电脑操作系统、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等行业，产业控制权几乎都在外资手中。一些行业尽管发展迅猛，但由于核心技术、标准都在跨国公司手中，出现了全行业为外资“打工”的现象。

　　另一方面，外资并购、合资的“市场替代”效应值得反思。国内市场份额曾高达95%、全国惟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1997年与美国约翰迪尔公司合作后，2004年成为美方独资公司。至此，约翰迪尔完成了对原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在我国农机领域的市场替代，我国也失去了在大型农业机械领域的自主发展平台。

　　这种市场替代，往往伴随着中方企业多年培育的品牌和研发平台的丧失。日本松下在与当年中国空调领域的著名企业万宝集团的合资中，松下有空调压缩机技术优势，万宝有国内品牌、市场优势，但到今天，松下空调已经从零做到200多万台，而后者已从市场消失。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认为，在我国一些领域，外资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产业控制，并且控制程度在不断加深。他举例说，国内柴油燃油喷射系统最大的厂商无锡威孚，2004年与德国博世合资由德方控股后，长期培养的技术中心被撤销合并，技术人员全部被吸收进合资企业，使威孚失去了核心技术和产品开发主导权；在博世控制了销售渠道后，随即将P型油泵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价格提高近90%。

　　市场替代的恶果更重要的是对行业创新能力的大幅削弱，导致一些企业掉入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条分布的底端。曾在我国电机行业具有重要地位的大连电机厂和大连第二电机厂，上世纪90年代分别与外资合作后，几年之间外资便完成了从“做亏”到“独资”的全过程。国企解困的初衷不仅没有实现，一度引领国内中小电机技术进步的自主研发平台也被瓦解。

三、外商投资区域布局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占全部外资额的比重仅为13%，东部沿海地区仍是我国吸收外资的主要地区，如不能有效改变这一状况，将有可能加大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地区在招商引资方面仍存在重规模、轻质量的情况，将吸引外资和GDP增长一同作为政绩考核指标层层下达，在吸收外资方面有一定盲目性，也存在区域间恶性竞争、不计成本招商、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滥用优惠政策等现象，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如何“有效利用外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06年底，全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万多家，各类研发机构超过750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7000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200个，世界500强企业约480家在华投资。自1991年起，我国已连续16年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首位。在新的形势下，要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着重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调整和优化外商投资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改善吸收外资综合环境。 今后一个时期，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不断优化利用外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结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经济发展需要，适时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资重点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和节能环保产业。注重引进高附加值、高辐射力、低能耗和处于产业高端的外商投资项

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积极稳妥地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比重。引导外资投向附加值高的金融、物流、信息技术、软件及技术研发等现代服务业。抓住国际服务外包发展机遇，进一步完善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加速培育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和服务外包企业。鼓励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其服务外包业务的重要承接地。

三、改善外商投资区域分布，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落实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的各项政策，积极引导东部地区重点吸引资金和技术密集度高的外商投资项目，加速推进有条件地区“腾笼换鸟”，鼓励部分发展成熟的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向中西部梯度转移。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利用外资的支持力度，及时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扶持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鼓励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再投资，进一步扩大中西部地区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范围，适度放宽外资准入条件。继续办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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