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生态中心主义信奉者泛主体的价值观是空泛和暧昧的，其脱离实践的世界观也是悲观和消极的。他们否定以科学、技术、工程去变革自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试图绕开科学搜寻救世良方使其处于严重的悖论之中。一方面不断抛出惊人的末世论预言，渲染科学技术恐惧，另一方面离开科学理性和工程实践又根本找不到破解应对之策，许多人的思想只能长久地游走于文学、宗教、神话、迷信和玄学之间。

　　不同价值观在水坝工程建设上的对垒非常鲜明。主张“让江河自由奔腾”、“保留原生态”的反坝者们强调自然江河的“内在价值”，却失去了衡量人类生存利益的根本尺度。他们所讲的那种“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水坝工程作为典型的人化自然过程，集中地体现了人改善自身安全条件和生存质量的人道主义努力。自古以来，夏日的江河横溢洪水泛滥，年年威胁着沿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兴修水利治理江河，洪水威胁大大减轻，大河安澜的岁月渐渐增多；大量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生活在城市的人们，逐渐直接感受不到了清洁的水和电力的稀缺。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惟有更加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最小的生态代价换取最大的经济发展，才是衡量包括水坝在内一切工程建设是非得失的标准和尺度。

　　三、水坝建设争议应该在健康的语境中进行

　　新中国是世界上建设水坝最多的国家，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为农业灌溉、工业和城市供水、江河流域防洪减灾、农村供电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对水能资源储藏量世界第一的比较优势，我国中大水电工程开发却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经历了“苏联教训”、“水火之争”、资金技术约束等困难阶段（李锐《<莫让江河空自流>序言》，中国电力出版社，2002年）。改革开放后，水电开发进入了相对顺利的阶段，至2004年，我国水电装机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水力发电是可再生清洁能源，目前我国未开发的经济可开发水电资源接近3亿千瓦，如果开发出来，发电量大致相当于每年节约5亿吨煤炭消耗，减排约15亿吨二氧化碳气体，为人类克服对其共有栖息地最大威胁的温室气体顽症做出重大贡献。从利用水资源的角度看，兴修水利开发水电本身就是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工程，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生态效益，总体而言，其正面效益远大于负面作用。把我国江河丰富的水能资源开发出来，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这是中国工程界特别是水利水电工作者的重大责任。

　　我国水坝工程也有少数失败的案例，带来深刻的教训。还有过去在移民、环境方面处理失当的地方，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负面的影响逐渐显现和突出出来。科学有序开发水利水能资源问题，引起学术界、工程界和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中国工程院徐匡迪院长《树立工程新理念、推动生产力的新发展》、水利部汪恕诚部长《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兼论大坝与生态》、中国工程院陆佑楣院士《我们该不该建坝》、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滕藤《水利工程与生态经济》、人大环资委原主任曲格平《促进水电工程与环境的和谐》等篇精彩论述，辨证地分析了水坝工程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了水坝建设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改进水坝工程建设管理、抑制其对生态和社会负面影响的现实意义。这些论述对于思考工程哲学的基本命题，引导建坝争议向良性方向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与过去的争议不同，今天建坝论战反方主力中包括一些受后现代社会思潮影响或接受其哲学思想的学者专家、环保人士和媒体记者，基于其对科技和工程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所持的强烈“批判意识”，抨击水坝工程的语言之尖锐也无所不用其极，其中一些激进的观点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水坝工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

　　国内外许多社科学者已经对后现代社会思潮哲学思想的唯心实质以及其社会主张的消极危害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这种社会主张的实现至多只能使我们在现代主义的瓦砾上做一个无家可归者”（王晓林《现代化不能拒斥现代性》，2006年）。在反水坝论战中存在一些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首先是把反坝和环保等同起来，把修坝建库防洪发电放到环境保护的对立面，抹去水坝工程正面的生态改善作用，对其负面作用大加鞭鞑，以此来诋毁水坝尤其是水电工程。在对公众的宣传上刻意滤掉国际社会特别是负责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官方组织和专门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能源委员会以及各国政府能源部门）各种官方正式文件对水利水电工程作为水资源综合利用设施和清洁可再生能源而予以鼓励开发的地位的反复肯定，竞相把西方已延续了上百年而在后现代社会思潮中又激烈泛起的反坝主张作为主流声音来传播。这种以反坝来标签其环保思想取向的做法博得一些公众的支持和追随，与某些媒体屏蔽歪曲主流声音的片面宣传有关。在学术界这种倾向也比较明显，深层生态学等浅绿（也有译“软绿”）理论被作为环保经典引入而倍受追捧，而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内的其它绿色理论甚至在环境保护领域中占据主流的保守主义环境观点及政策实践大都退居其后或拒之门外或横遭抨击，环境保护的荣誉光环只能留给激进的环保思想独享。

　　其次是“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思想的活跃，在水坝争议及后来“敬畏大自然”等论辩中充分表现出来。除了如同后现代社会思潮一样对科学技术和水坝工程的大肆贬低和诋毁外，一些反坝人士还时时不自觉地摆出救世主的姿态指点大众，觉得其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比人类中心主义先进，自己的环保思想崇高使命神圣，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就有了资本成为科学家工程师的道德导师，就可以超越专业超越实践以“诗意的浪漫”构建“科学事实”和“科技理论”来为行业专家指点迷津。其实际，就像上世纪末美国索卡尔诈文事件中所揭示的一些元勘者学术上的浅薄和荒唐别无二致。比如，现在还流行的一个中国特色的反坝宣传，即低坝学说，拿欧洲低地国家河流上常见的那种低坝来套我国西南山地河流水力开发。一些反坝者声称：我们不是什么水坝都反对，为何不学习欧洲建低坝呢？古人的智慧也比你们高明，比如都江堰就不建高坝。都江堰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千古工程奇迹，令世界折服，其美妙绝伦确实让今天的许多工程师也叹弗不如。但我们不能以都江堰的无坝引水来反证当代水利工程建坝和建高坝就愚蠢。科学技术史告诉我们，高坝工程是近现代水工坝工学的产物，是集合了科学计算、工程材料和施工技术进步的结果，古代水利工程中没有高坝是古人根本没有办法在干流上建设高坝，现代水坝选择高坝低坝方案因地因事而论，不是什么智慧高明的问题。我国水能资源富集的西南诸河多为V字形峡谷河道，水量枯丰又随季节性变化极大，这两个条件决定了不适合建低坝（除非建引水式电站，其容易造成部分河段断流，正又是生态环保要竭力避免的），对略具坝工学知识、了解水文情况的人而言，理解起来很容易。事实证明，这类开黄腔的“科技理论”迷惑了不少公众。

　　对科学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不意味着推翻科学理论本身；大众参与国家大型公用工程的民主决策，不意味着非专业人士就有资格能超越专业来当科学和工程的家。认为唯科学主义是计划经济思想基础的哈耶克在厉言批判科学理性时，矛头也不对准科学和科学家，而是对准那些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的人。当反水坝争议发生在科学理性发育并不充分、学术风气还欠严谨的语境中，国内的后现代追潮者在以“愿景”替代科学，价值观解读为科学常识，学术观点引述为实践结论，以及不顾事实不求逻辑不讲操作性等方面，比其国外导师们要走得更远。比如，反坝者总以欧美国家环境秀美引证其环保及治水思想如何先进，而恰恰是那里水电开发程度相当高，不正说明开发水电的同时可以保持山川秀美吗？又如，反坝宣传讲莱茵河干流上没修水坝所以波光水色美丽，岂不知上世纪60年代莱茵河被称作欧洲的下水道，环境严重污染，不正说明河流污染跟修坝与否并没有直接关联吗？类似证例在水坝争议中不胜枚举，把今夏四川盆地的严重干旱归因于三峡大坝形成所谓“木桶效应”的理论应算作最近也最骇人听闻的一个。

　　最能反映极端反坝人士学术风气的例子当属关于美国拆坝的不实宣传和《沉默的河流》一书的译名。美国近些年有几百座修筑在支流、溪流上的年代已久丧失功能的废弃水坝被拆除，坝高均值约6米，查明坝长均值约65米，绝大部分为无名小坝，和水电也多无联系。反坝人士为将其炒作成发达国家进入拆坝时代了，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反坝专栏文章时，特意把坝高坝长数据从列表中删去，配上胡佛、格伦等大坝的雄伟图片，以数据和图片上的一删一加来达到煽情目的，竭力混淆公众视听。世界反坝运动核心美国IRN（国际河网）主任麦考利所著《沉默的河流》（Silenced Rivers）一书，副标题为《大坝的生态和政治》（The Ecology and Politics of Large Dams），是全球反坝者的圣经，散文体风格，把水坝水电描绘成万恶之渊薮，是人类所干的最愚蠢的事情，人权、污染、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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