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体制改革有赖于观念改革的先行
首先，良好政治制度设计的前提是承认“人性恶”。虽然实际上人性是不一的，承认“人性恶”带有自我贬低甚至作践的意味，很多人情感上难以接受。但是，正如休谟所认为的那样，“在设计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之外，别无其他目的。”[9] 边沁认为，权力为私利所左右是“拥有权力外衣者的本性”，“即使他今天的确没有做什么错事，他今天一定已在思考，并且除非他惧怕公众有反映，他明天定会做这些事。”[10]而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并当过第三届总统的托马斯•杰弗逊则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信赖，在任何场所都是专制之父。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 。[11]
其次，应当重新审视社会秩序观、社会发展观和官员政绩观。长期以来我国奉行的整体主义意识形态在实践中把人工具化，“个人的权利只有在与整体目标相容的时候才具有正当性，而整体利益是可以随意解释的，大的有现代化、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等，而对这些价值的解释权掌握在各级领导人手中”。[12]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籍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认为，社会发展与进步应更多地考虑到人的生活质量或者人的自由度。因此，应当改变“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重视公平、正义、自由、人权等价值，尊重并保障人的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角度对“发展就是硬道理”进行重新审视，抛弃单一的以GDP为标准的官员政绩观。

2．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权力产生及行使的民主化与法治化
第一，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常识，官员只有真正经民主选举产生，才会对选民负责，才不会“只唯上”。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生前曾多次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3]2005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中开篇即宣布“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提出了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这表明，民主作为一种普世的价值已为我国政府所承认和奉行。因此，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应当切实采取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措施，改革长期以来政府官员事实上由上级行政任命产生的方式，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真正实现政府官员由民选产生，兑现我国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庄重承诺；第二，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合理的分权体制，建立科学的监督体制，改变当前地方事务由党政主要领导个人说了算的现状；第三，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化的、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体制，增加地方法定的财政分配比例，充分保证地方财政收入，同时，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实现民主和法制化；第四，实现权力配置的合理化，使环保部门以及司法部门在体制上完全独立于地方政府。只有实现了以上改革目标，才能使地方官员不可能置当地群众生命、健康、财产于不顾，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同时环保部门才能真正有效地行使监管之责，司法部门才能实现司法审判的监督职责，保障环境正义。

3．政治体制改革的图景是确立“有限政府”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经历了政府权力不断扩张，从消极不作为到积极作为，从近代的“夜警国家”发展到现代“福利国家”、“给付国家”的历程。但由于我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由于“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4]现实表明，我国的情况与西方相反，不是政府管得太少，而是政府管得太多。正是由于法律制度及政治体制的不健全，需要政府来管，而政府越是管得多，体制就越是难以健全，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因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角色应定位于：在为社会提供包括完善的法律及司法体系在内的公共产品基础上，建立“守夜人”式的“有限政府”，尊重社会“自生自发的秩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只有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才应该介入。
首先，放松政府对资源的管制，实现资源的市场化。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及其结构决定了人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激励机制，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绩效水平。当前我国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资源垄断所带来的资源产权不明晰与官员的权力寻租。因此，必须改革政府垄断资源的方式，实现资源产权明晰化，使资源真正走向市场化。唯有如此，才能彻底改变当前资源粗放的利用方式，避免资源的浪费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环境恶化。
其次，放松具体法律中及实践中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在现代民主国家，虽然公民的权利得到了宪法的确认和保障，但这些法定权利并不会自动实现，“经典的宪法术语对公民权利作出的承诺不会自己变成现实。很多宪法条文都用最动听的词句来规定那些最令人向往的自由权利，在实践中却大打折扣”。[15]216阿马蒂亚•森对历史上的饥荒研究表明：饥荒发生的本质原因在于专制体制以及该体制下的民众权力的丧失，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个拥有自由选举和民主出版的社会发生过饥荒。“与中国三年饥饿比，同一时期的印度，虽然民主体制无法防止下层民众的慢性营养不良，但是却有效防止了1943年大规模饥荒在印度的重演，因为饥荒很快会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和报道，印度政府及早地采取了补救措施，印度自从独立之后就没有再发生大饥荒，与此很有关系。”[16] 事实上，只有民主政体才能保证政治的清明和有效地防由于决策不民主、腐败等原因而导致的社会灾难。而对当代中国的改革而言，学者指出：仅有经济的发展而没有权利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5]因此，必须从制度上保障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能真正得到行使，具体而言：（1）完善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体系，建立我国的司法违宪审查制度，从宪法保留、法律保留的角度，审查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中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性规定；[17]（2）通过立法，保障民众的环境知情权和环保参与权，仿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18]（3）尽快制定《新闻法》，保障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利，改变地方媒体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现状，以“第三种权力”——新闻媒体来约束权力。
和谐社会中的和谐应是一种动态的和谐，靠压制不让公众发出声音的“和谐”只能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法治社会中，公众需要有合法的渲泻渠道，这样有利于下情上达，有利于对权力的监督。近年来，圆明园防渗膜事件、厦门PX项目风波，正是通过公众的参与，才使中央政府及时了解真实情况，最终有利于事件的解决。因此，政府应当鼓励至少应当允许公民为权利而斗争。“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强烈地要求运用和保护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就会得到保护并得以运用，于是制度就能够发挥功能。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要求和决心，无论是法院、国会还是议会都爱莫能助。”[15]216事实上，正是“基于公民权利基础上的、以保护环境为宗旨的广泛的社会运动与社会舆论，是阻止环境恶化的重要力量，而且是最根本的力量”，“ 没有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来自公民社会的健康力量的支持，环保部门的努力，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孤军作战。弄不好就像西西弗斯，所有被他推上山顶的巨石又滚落下来，永世轮回。在最坏的情况下，扩大了的权力无非又带出新一轮的权力寻租游戏而已”。[19]因此，在当代中国，“环保领域是最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示范”，“中国必须用政治政策法律去保障公众参与，保障环境决策的民主化。”[2]

4．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责任政府
第一，在大力精减机构，坚决破除“吃饭财政”体制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应严格恪守行政伦理，坚决摒弃现行的环保部门从罚款中“提成”及类似的制度，政府及公务员不得从权力行为中获得任何利益。
第二，责任与权力相伴生，问责是对权力机关行使权力的必要制约。对于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有学者给予了形象的论述，“权力受其本性使然，一旦脱离了责任的规制，就注定会恣意妄为，践踏人间正义”，“如果权力是烈马，责任制度就是不可缺少的笼头。”[20]因此，应当建立并完善包括环境行政问责制在内的责任官员引咎辞职、官员弹劾、信任投票、罢免、质询等制度，努力将我国政府打造为现代责任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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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颖.环境危机迫在眉睫[DB/OL].(2005.5.27)[2008.3.6].http://finance.sina.com.cn/g/20050527/15551631449.shtml.
[3]高军.试论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法治路径选择[J].理论与改革,2007,(4)：119-122.
[4]刘建辉.财政分权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J].经济,2005,(8):31.
[5]仲大军.税收高增长下的就业难题[DB/OL].(2006.12.31)[2008.3.6].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61231/082032116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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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M].吕昶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2-23.
[12]周永坤.反映迟钝的法律[DB/OL].(2007.10.9)[2008.3.6].http://guyan.fyfz.cn/blog/guyan/index.aspx?blogid=258691.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116.
[1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332.
[15][美]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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