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上世纪90年代后伊朗电影和韩国电影的异军突起，不仅给亚洲新电影注入了令人兴奋的强心剂，也令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国际影坛为之侧目。从表面来看，伊朗电影扬威国际影展与韩国电影迅速占领包括本土在内的亚洲电影市场的震惊效果，同样让全世界电影人羡慕不已，但稍稍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两者间的细微区别：伊朗电影算得上是“走向国际电影节”的成功典范；而韩国电影则是作为一个健康良性的电影工业“走向国际电影”。这一字之差，却表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策略，它们造成的结果也将大相径庭。本文试以伊朗电影《生命的圆圈》和韩国电影《共同警备区》探讨这两种“殊途殊归”的电影制作的选择，并以台湾新电影与香港新浪潮的历史作为类比参考文本。

[关键词]伊朗电影、韩国电影

Abstract：From　the　late　90’s　in　the　last　century,　South　Korean　film　and　Iran　film　have　been　broken　out　and　become　the　highlight　of　Asian　films.

As　the　new　power　of　Asian　films,　they　both　attracted　focus　from　all　of　the　world　including　Hollywood.

But　in　the　view　of　culture　strategy,　they　are　rather　different.　South　Korean　film　tries　to　become　the　mainstream　film　in　the　Asia-film-industry　area,　and　further　more,　the　international　film　world;　but　Iran　film　seems　to　intend　to　earn　much　more　scholarship　in　the　Europe　artistic　film　circle.

This　article　cites　two　films:　the　circle　(Iran)　and　JSA　(South　Korea)　to　discuss　this　different.　The　history　of

“the　new　wave　of　Hong　Kong-Film”　and　“New　Taiwan　Film”　will　be　made　mention　of　in　the　comparison.

Key　words:　Iranian　Film;　Korean　Film

背景：亚洲电影新力量——伊朗电影VS韩国电影

上世纪90年代后伊朗电影和韩国电影的异军突起亚不仅给亚洲新电影注入了令人兴奋的强心剂，也令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国际影坛为之侧目。

戈达尔在戛纳这样说道：“电影始于格里菲斯，终于基阿罗斯塔米·阿巴斯。”在很多人心目中，阿巴斯已成为今日伊朗电影的代表，他那充满伊斯兰宗教精神、人道主义关怀与东方美学趣味受到了包括伊朗观众在内的普遍欢迎。而《樱桃的滋味》（1997）堪称阿巴斯的代表。这部由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自编、自导并担任制片人和剪辑师影片获得第5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使伊朗电影在世界影坛崭露头角。这是亚洲电影/第三世界电影的又一次胜利。从此，伊朗电影在欧洲艺术电影节的大奖名单上捷报频传。

以阿巴斯为代表的新伊朗电影也是在国际政治风云突变和革命后新伊朗政府对非伊斯兰教艺术和娱乐业审查制度得以实施的情况下出现的。这个政府积极支持符合伊斯兰教文化标准和基本规定的国产片。

一般说来，外界习惯将目前活跃在伊朗影坛上的电影人分成四代：早在1979年的霍梅尼革命发生的十年前，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系就读的达鲁希•梅赫朱依就拍摄出了伊朗新浪潮的开山之作《奶牛》(1969)，他被称为是伊朗的第一代导演。阿巴斯与另一位伊朗电影新浪潮的主将演慕森•马克马巴夫被称为是第二代。与阿巴斯同时代出现的新浪潮导演还有巴赫拉姆•贝赛(《一个叫巴书的陌生人》)、帕尔维滋•沙亚德(《任务》)等。而拍摄了《天堂的孩子》（又名《小鞋子》）的马基德•麦迪吉与贾法•帕纳西则被看作是伊朗第三代电影导演。慕森•马克马巴夫的大女儿萨米拉•马克马巴夫与拍摄了2000年度在伊朗本土及国际影坛上名声赫赫的电影《醉马时刻》的青年导演巴赫曼•哥巴迪则被称为第四代伊朗导演。

从《生死谍变》的票房奇迹到《我的野蛮女友》、《我的老婆是大佬》掀起娱乐片女权主义热潮，从《醉画仙》大举入侵戛纳电影节到《绿洲》在威尼斯电影节上的传奇胜利，韩国电影已经在短短时间内繁荣了自己的电影市场，还获得了世界重要电影奖的公认，成为亚洲新电影的一面旗帜。

根据韩国电影委员会（KOFIC）编写的《韩国电影2001》提供的资料：“根据韩国电影委员会的研究和发展以及IM映画公司的数据，韩国电影截止9月30日，在2001年的汉城电影市场上已经占有了39.9%的份额。”从1999年的《生死谍变》到2000年的《共同警备区》、2001年的《朋友》，韩国电影已经连续三年创造出了票房神话。作为年度票房冠军，这三部影片在全国人口4000万的总数下，国内观影人数都超过600万，并逐年增加。根据2001年韩国电影票房成绩公布，除总票房达到27%的高增长率外，全国票房最高的前四名全部是韩国电影。90年代是韩国电影的希望之年。脱离了原文化情报部的文化部首先在政策上给予了韩国电影极大的支持，另外韩国社会快速而稳定的民主化进程，复苏并持续发展的经济，也为电影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林权泽为首的姜济奎、康祐硕、郑智泳、朴光洙、张贤秀、李光勋、李敏勇、张善宇、朴哲洙、朴钟元等一批新电影人异军突起并迅速成为韩国电影的中坚力量。

年轻的电影人们除了继续保持80年代导演们非常推崇的现实主义批判态度外，还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化风格和趣味，他们挖掘民族的历史文化宝藏（《悲歌一曲》），也极其关注南北分裂、社会暴力、官僚腐败等重大敏感社会政治问题（《鱼》、《南部军》、《生死碟变》、《共同警备区》）和现代都市中　“孤独的人群”的生存状态（《上网》、《八月照相馆》）。他们承袭了韩国电影“催泪弹”式的卖点策略，同时亦加入了好莱坞式的眩目动作与凌厉风格。这些电影大多有韩国大财团的资助，所以可以不惜斥巨资运用电脑特技，在技术上匹敌日本。90年代开始的韩国电影前所未有地受到了国内青年观众的大力欢迎，并大举进军亚洲、乃至欧美市场。

个案：两种选择——作为“艺术政治”的电影VS作为“工业艺术”的电影

从表面来看，伊朗电影扬威国际影展与韩国电影迅速占领包括本土在内的亚洲电影市场的震惊效果，同样让全世界电影人羡慕不已，但稍稍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两者间的细微区别：伊朗电影算得上是“走向国际电影节”的成功典范；而韩国电影则是作为一个健康良性的电影工业“走向国际电影”。这一字之差，却表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策略，它们造成的结果也将大相径庭。我想以伊朗电影《生命的圆圈》和韩国电影《共同警备区》探讨这两种“殊途殊归”的电影制作的选择。

因艺术与政治之名的“另类”电影

《生命的圆圈》/贾法•帕纳西/伊朗，2000

本片获得2000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2000年圣赛巴斯蒂安电影节费比西年度电影奖；入选2000年纽约电影节、温哥华电影节（“现代世界”单元）、东京电影节、釜山电影节、台北电影节（开幕片）；2001年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提名；2001年URUGUAY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观众票选影片、最佳专家票选影片以及OCIC奖特别表彰。

贾法•帕纳西执导的影片《生命的圆圈》在获得2000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费比西影评人奖时的评语是：“以精彩的想象力将形式与内容结合，用以讨论在任何一个男性为尊的社会中，女性所面临的处境。”

这句话基本上概括出了这部电影的出众之处。看得出来，导演帕纳西确实费了一番心思，将“圆圈”这一意象从形式到内容设计得相当巧妙和精致。

影片开场是一扇白色的探视窗打开，一个白衣白头巾的护士向外面呼叫莎玛兹家属。莎玛兹的母亲在窗口一而再地确认女儿真的诞下的不是男婴而是女孩，因为她执拗地相信超声波检查的时候说的是男婴。当得到确认并意识到女儿终将面临女婿家绝无宽容的责难与抛弃时，这位母亲几乎是奔逃地出了医院。

在这短短几分钟的开篇中，有几点需要引起注意：一、莎玛兹这个人物一直没露面，而且她的名字伊朗文的意思是“永恒”。等到了影片结束，当我们看到狱卒再次呼喊着无人应答的莎玛兹名字时，才发现这个循环/圆圈的合龙。二、母亲穿戴的黑衣黑头巾，这在白色的医院以及白衣护士的环境中显得格外刺目。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我们不难进一步发现，被指称为有罪（法律/道德之罪）的这些女主人公无一例外地全部是黑衣黑披巾打扮，只有那位决心彻底抛弃所有的过去和过去朋友的女护士，终于以“漂白”的扮相（白色制服）融入白色世界（嫁给白衣医师，在白色医院上班）。显然，这屡屡出现的黑与白的对立不是偶然，而是创作者的处心积虑。

这一场的结尾是：母亲在楼梯上遇到亲戚，她让亲戚打电话通知其他人女儿不幸生下了女婴的事实。亲戚在电话厅里擦肩而过三个刚出狱的女人，而这一擦肩而过，也将摄影机的镜头关注（FOCUS）传递到这三个女人身上。

三个女人中的一个和出言不逊的男子当街吵架，立刻被警察抓走；剩下两个人，娜葛丝和阿瑞祖战战兢兢、东躲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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